美洲移民和在陆地上一样，在海洋上努力向前推进他们的事业，新英格兰荒凉的土壤使得清教徒将勤奋的方向转向渔业、航运业、贸易以及与海洋有关的种种行业。到处都有忙碌的造船厂，在18世纪中期，新英格兰每年有70艘新船下水，纽约和宾夕法尼亚有45艘，迤南名殖民地有40艘。来自美洲的竞争使得泰晤士河畔的伦敦造船商无利可图。
海洋为殖民地时期的青年提供了冒险机会，他们驾驶自己的方帆双桅船出海，在遥远的国家看到陌生的民族和风俗，从而开始对祖先的信仰和习俗产生怀疑。
除了少数的海盗行为之外，美洲建造的船舶主要用来捕鱼，在可以达到的水域，生活着鲸及鳕鱼、鲑鱼、鲭鱼等，为庞大的捕捞业、腌制业和航运业提供了原料。渔业成为继烟草之后美洲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上等的鱼被装运到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用于换取工业制品；次等品被运到西印度群岛作为奴隶的食物，换回酿造甜酒的蔗糖和糖浆。
甜酒交易的规模很大，涉及许多海岸并维持着许多城市的繁荣。酒厂将蔗糖和糖浆酿成烈性酒，出售给在海洋上饱受风寒的渔民、造船厂里的健壮工人以及出航船只的船主。此外，更多的甜酒投入到奴隶交易，非洲西海岸甚至把甜酒当作通货流通，那里的黑人出售他们的敌人、朋友，甚至父母妻儿，以换取新英格兰这种烫热的麻醉剂。交易牺牲者则被运到西印度群岛去生产更多的蔗糖，或被运到美洲南部殖民地的种植园从事艰苦的劳动。
一般运输业相对渔业较为单薄，它使用着几千艘美洲船只。由于连接各殖民地的道路不多，海洋和江河的优势便凸显出来，形成了定期的客货运输业务，波士顿、巴尔的摩、查尔斯顿或纽约的商人可以在任何一天前往美洲任意的遥远口岸。
殖民地的工业发展不像海洋业那样充满浪漫，但在经济力量的建立上也十分有力。美洲提供了工业用的一切原料和天然资源，每个家庭的妇女一开始就从事纺织和缝纫工作，生产穿着用的粗哔叽、麻毛交织物和其他粗毛制品。男人则在家庭手工业中看到了有利可图的行业萌芽，他们将一些体力劳动的负担转移给机械。为家用而进行的生产逐渐扩大成为社会而进行的生产，最后发展成活跃的出口贸易。18世纪初，纽约的皇家总督开始对纺织品的竞争威胁感到惊慌，他意识到，当人们脱离英国的帮助，通过自己纺织穿上漂亮的衣服时，他们离自治的距离就不远了。
富于进取精神的殖民地人民也涉足其他工业领域，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坊遍地，日耳曼敦的熟练织工以每双1元的价格供应几千打长筒线袜。美洲劳工制造的绳索、淀粉、蜡烛、陶器、皮革制品、衬衫料子、床单布、帆布、玻璃、精糖和纸张的数量不断增长，开始挤压来自英国的进口商品。
在代表近代强国实力基础的制铁工业中，美洲的企业也显示出前程远大的迹象，几乎每个殖民地都发现了矿床。在殖民定居的初期就有很多铁匠铺子。其中比较胆大的人物，如北部各殖民地的锻造业领袖人物不满足于自产自销，而是配置了轧钢机和切割机，制造铁钉、枪支、铁器、锄头、铁锹等一切能用金属制造的比较粗糙的东西。
站在现代商业的角度看，美洲殖民地的工商业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它的每个部门都激起了英国竞争者的恐惧和妒忌。殖民地的农业甚至还引发了英国人的愤慨，一位作家甚至说：“美洲的玉米运到任何一处欧洲市场，都会损害英国的玉米贸易。”
随着经济的发展，沿海一带兴起了几个繁荣的城市，它们在财富和人口上甚至可以和利物浦、布里斯托尔这样的英国城市相媲美，最具代表性的是费城、波士顿、纽约、查尔斯顿和纽波特。在这些城市中心居住的是商人、手工业工人和律师这三个注定将推动革命的阶级。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家族：波士顿有艾默里、汉考克和法纽伊尔等家族；费城有沃顿、威林和莫里斯等家族；纽约有利文斯顿、克鲁格和洛等家族……他们经济充裕，活跃精明。这些人在革命风暴面前做出的选择各不相同，有些人成为亲英派；有些人摇摆不定，只是在战局中投机倒把增加财富；还有一些人则投身于革命，不但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而且与革命共命运。约翰·汉考克在《独立宣言》的签名者中名列首位。
律师在关于经济或政治的一切口头论战中十分重要，他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的。早期他们几乎不受人尊重，随着社会变得比较复杂，人们开始需要熟练的律师，于是每个殖民地都出现了一个专门开业的律师阶层。美洲的律师在政治活动方面也比英国的律师活跃。英国的地主和商人常选举本阶级的人作为议会代表；但在美洲代表大多是律师。1690年在纽约举行的第一次殖民地会议上，7名成员中有2名律师；1754年奥尔巴尼代表大会上，24名代表中有13名法律专业人士；第一次大陆会议的45名代表中有24名是律师；在宣布美国独立的第二次大陆会议上，56名代表中有26名律师；参加制定联邦宪法会议的55名成员中有33名是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