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终于下决心回国了。那是1929年3月，他回到了上海。怀着雄心壮志的他，最初被分配到上海沪西区，为中央秘密党报做送报员兼采访员，使他大有怀才不遇之感。四个月后，他担任中共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又过三个月，调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任编辑。
地下工作毕竟不像在莫斯科高谈阔论，被捕的危险时时在头顶盘旋着。他于1930年1月12日上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王明十分紧张，当天下午托巡捕送信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潘问友，请求营救。此事完全违反了地下工作的纪律，为此，中共中央立即通知所有王明知道住址的人员迅速转移。
此事很快传到共产国际，米夫委托“赤色救难会”驻沪代表、瑞士人牛兰出面营救。牛兰花了一笔钱，总算使王明在2月28日获释。
出狱后，王明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被调往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当《劳动》报编辑。
惊魂甫定之后，王明又开始钻营。1930年6月，他得以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使他有机会接近中央。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兼任。他在李立三身边工作，变得消息灵通。
这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不断派回国内，其中包括“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
王明常在他们之中走动，私下议论。王明根本瞧不起向忠发，骂他是傀儡。王明也看不起李立三，说李立三“懂多少马克思主义”？他大有取而代之的口气，虽说当时他还只是李立三手下的秘书。他在伺机而动。
机会终于来了。1930年6月11日，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那个《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王明很快获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罗伯特对决议有意见，反对下发这一决议。李立三大骂罗伯特“右倾”，以总书记向忠发的名义于6月20日向共产国际远东局发出抗议信。信中说：“我们觉得罗伯特同志有一贯的右倾路线，他在远东局的工作，的确妨害中国党领导革命的工作，妨害中国党与远东局的关系，我们要求远东局停止罗伯特的工作。”
王明风闻此事，便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随便聊聊”，但渐渐把话题引到李立三和罗伯特产生矛盾之事。他们四人原本就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一拍即合，都认为应当趁机发动对李立三的批判。不过，王明并不认为李立三“左”，却认为李立三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着右倾的消极”！那时，斯大林作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长篇演说，批判布哈林，并要求各国共产党都开展反右倾。正因为这样，“右倾”成了很可怕的罪名，李立三指责罗伯特“右倾”，王明又说李立三“右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