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罗西北曾为全国政协委员，笔者于1991年7月2日在北京采访了他。且认为在最短期内，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一决议案必要的具体步骤。”
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政治局，作了这样的检讨：
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奋斗，一面即尽自己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这种盲动主义的倾向，不但表现于无产阶级的工商业中心玩弄暴动，而且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如杀烧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等等。[1]
就在发布“通告”的当天，瞿秋白从上海消失了。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远途，前往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
周恩来和邓颖超，则是5月1日一起离沪赴莫斯科的。
此后，在5月上旬、中旬，中共中央许多负责人纷纷经沪前往苏联。
5月9日，中共中央在国内指定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三人临时主持留守工作。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六大”在国外召开，是特殊的例外：“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开，“三大”在广州召开，“五大”在武汉召开。“六大”改在莫斯科召开，是由于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弄得不好，会在开全国代表大会时被一网打尽，所以不得不在当时的“红色堡垒”苏联召开。一百多名中共代表陆续来到苏联。
中共“六大”自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德镇银光别墅（原先的一座贵族庄园）开了差不多一个月。由于制止了“左”倾盲动主义，这时的中共党员增至4万多人。
大会之前，6月12日，斯大林接见了中共主要负责人。斯大林的谈话，为中共“六大”定下了基调，即批判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一年前的中共“五大”，则是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一个右，一个“左”，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共产国际再一次强调，必须由工人成分的人物担当中共领袖。最终共产国际选中了向忠发——除了向忠发是位老工人之外，还由于他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以来，跟共产国际，跟斯大林、布哈林有了密切的接触。向忠发当选
[1] 《布尔什维克》第1卷，第24期。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