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李震瀛在上海领导五卅运动，后来，又成为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在中共“五大”上，李震瀛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八七会议时，他是与会者之一。后来李震瀛参加罗章龙派，于1931年7月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此后他在上海被捕，发表声明不再参加革命活动，获释后在天津敦庆隆绸缎庄当店员，后来下落不明。
历史把机遇给了向忠发。他和李震瀛于1927年10月来到了莫斯科，这是他头一回出国，使他有机会直接接触共产国际的高层领导。这时，共产国际恰巧在物色工人出身的中共高级干部，以担任中共的领袖。此时出现的向忠发——这位47岁的老工人——正适合共产国际的需要！
这样，当向忠发和李震瀛在参加了十月革命10周年庆祝盛典之后，共产国际为了加以培养，又派他们前往德国和比利时，出席了“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理事会扩大会议。向忠发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报告，并与德国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另外，还参加了组建在“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领导之下的“反对中国白色委员会”。共产国际的着意培养，使向忠发大长见识。
就在向忠发和李震瀛结束了欧洲之行时，他们又应邀前往莫斯科，出席重要的会议——1928年2月9日至25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在那里举行。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席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
那时，共产国际内部对于中国革命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是瞿秋白的“后台”罗明纳兹，他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中国共产党立即行动夺取政权，实现一省数省乃至全国胜利的时候了”！正因为这样，他主张不断地在中国组织暴动。瞿秋白忠实地执行了这位共产国际驻华全权代表的指示。另一派则以米夫为首，他激烈地批评罗明纳兹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米夫在《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一文中批评罗明纳兹：“中国资产阶级不算做一种政治力量，这样他就犯了一个错误，轻视中国目前革命斗争的一切困难。”[1]罗明纳兹反唇相讥，嘲笑米夫“右倾”。
瞿秋白组织的一系列暴动的失败，特别是广州暴动的失败，使罗明纳兹面临被“查办”的危险。虽然他在1927年底回到莫斯科，但还一再鼓吹他的主张。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否定了罗明纳兹，批评了他的极“左”主张。
斯大林、布哈林会见了向忠发、李震瀛，以联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联合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由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通过。这个决议案，否定了罗明纳兹对于中国革命的“左”的主张。
这下子，猛然抬高了向忠发的声望。因为跟斯大林、布哈林共同起草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在当时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罗明纳兹从此一蹶不振，不久被调离共产国际，前往高加索。1930年12月，他在高加索被指控组织“反党集团”。1934年底，36岁的他自杀身亡。他自杀后，被联共（布）中央开除出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