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费恩：让我们留在“传统”这个概念上，谈一谈如何面对这个学科的传统题目，以及图宾根与学科传统纠结关系中模棱两可的特点。我想借用自己的个人经验来把事情说得稍微清楚些：我1986年来到图宾根学习的时候，发现当时这个研究所的多数学生对经典的民俗学所知甚少，这和我的期待完全不同。在整个的民俗学转型神话中，人们把图宾根想成了一个太独特的存在，他们对在这里被批评和被超越的“旧民俗学”究竟做了什么，完全没有兴趣。学生们不了解一些通常的著作，既不了解传统民俗学的题目范围，也不了解其他研究所正在从事的工作。如果说得尖刻一点的话，对此，鲍辛格的“双面生活”难辞其咎吗？因为当时如果人们不刻意去找的话，就不大会发现在“经验文化学的鲍辛格”和“乌兰德研究所的鲍辛格”之外还有一个民间叙事研究的鲍辛格，他不光担任《世界童话大百科全书》的编委，也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您是不是在有意识地实行一种双重策略：您作为一个整合型的人物出现，对内和对外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学科？
鲍辛格：“双面生活”这听起来太界限分明了。的确如此，当我的一部分工作变成主流之后，另外一部分工作就不被关注了。也许少一点戏剧性的说法更贴切些：1970年的转型之后，出现了太多的新领域，这样一来对旧领域的关注自然就少了。人们经常会提到，我们在逆向打理旧民俗学，可实际上我们打理的是其他东西。在七十年代中期，在一个有媒体经验的博士生埃卡特·弗拉姆的影响下，我们研究所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新闻社，面向一系列当地的和地区性的报纸。学生们就有了机会，可以把他们关于文化的写作尝试派上正经的用场。我们也力图对报纸产生影响，尤其想以此来对抗那些关于风俗和传承的旧式报道。不过我们也发现，那些传统的题目几乎没有办法赢得学生们的关注，他们的兴趣在一些新的领域中。从研究所的硕士论文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发展趋势。
彻费恩：如果回忆起我自己当学生的时代，我当然也会认为，一个新兴领域对我会更有吸引力。也许因为容易获得好名声：只要一个题目很新颖独特，哪怕研究不那么出色，也可能有这样的效果。可是，对新领域的研究中，研究者常常忽略了传统民俗学中与之相关的平行研究。这是否也表明：在告别民间生活的同时，我们把太多的东西给抛弃了？在研究范式的转变中，有意无意地把一些传统上有实力的领域也给推翻了？
鲍辛格：我无法简单地否认你的这种说法。可是我相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学科传统在大学生那里并没有完全中断，只是很难发展对它们的持续性兴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阿尔戈伊（Allg?u） 采风，首要目的是为了有助于对一个理论问题进行详细讨论，但是当然我们也欣赏了那里的风景，参观了朝圣地和农民的房屋。在这个地区的屋脊上，都安有很多所谓的风板，其目的在于挡风。这些风板几乎都是有装饰性效果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当时如何自嘲如此容易受到诱惑：这些在专业上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的人，突然让自己被“非问题”给迷住了，以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无忧无虑心态跑遍整个地区去找风板。在另外一次采风中，类似的是对“收工砖”的关注。在这样的事例中，我们可以很快地发现，即便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民俗学者去寻找证据和不同变体的愿望会多么容易出现。但是长期来看，这无法成为一个研究题目。
柯尼希：但是鲍辛格个人的研究策略又不一样。您有完全放弃过去的题目领域的可能，在有了新取向、新问题和新研究对象范围之后，可以将旧题目搁置一旁了。但是，您一直在新领域之外，处理着经典的话题。好像您还从来没有说过“这是我不能做的题目”的时候。这只是一个从外面看到的表面现象呢，还是您有意识的决定：一方面要打破经典，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工作中继续和发展经典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