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文学史的个人主观色彩，非常鲜明。他对老子和孔学的爱憎，对胡适、对罗曼?罗兰的微词，等等，都是在过去文学史中不大能见到的、主观化的批评，容易引起质疑，但我觉得，这正是木心的文学史最值得注意和珍惜的地方，就像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从产生到现在，一直有学院派的质疑，说他对于历史过于想象化、过于情节化，主观性太强。但是《史记》的价值不正是伴随这种缺陷而产生的伟大精神、主体精神吗？他的人格，他对人类和历史的关怀，不正在这些地方吗？
所以，木心讲文学史，不是不懂如何四平八稳，而是他不会去讲那样的文学史。这跟他对知识的理解有关，他说：“知识，要者是理解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此能成智者。”他就是一个智者，贯穿整个文学史的讲述，充满知识和知识的联系，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孔子和歌德、胡适和耶稣，等等等等，他会在不同的地方很自然地做出比较，这跟他的知识结构有关，但是，更和他对于人类的大关怀有关。
我回张柠兄的微博—他在《羊城晚报》上的那篇文章—我就不同意他。木心的文学史确实有大家气象，熔铸着木心的人生经验、艺术经验和知识积累，更重要的是充满了人类关怀，非常地有大爱。那么，这就涉及我们对文学史问题的思考，多年来，“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和标准化教育方法，已经把我们培养成了这样，教材是标准化的，受教育者也形成了标准化思维模式，所以，我们接受木心的文学，会不习惯、不适应，但是我们应该更多地反省自己—这是值得警惕的，我们形成了对异端的排斥、对异端的不习惯。
这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文学史的权力问题，国内叙述文学史的权力是体制给予的，比如重点大学的专业人士，就认为他们有权力叙述文学史。从多年实践看，这样一种体制化的权力，对文学史建构不具备积极价值，反而有害。第二，就是天赋的权力，所谓天赋，就像司马迁写《史记》，木心写《文学回忆录》，是出于个人对于历史的关爱和责任，这个责任，不是体制或其他人加给的，而是他自己的爱。这样的文学史写出来，主观性、个人化色彩很强，它可能有知识上的问题，可能有点不严谨，或者说，用知识体系去衡量，会有错误，但是这样的文学史更具有灵气，更像是人写出来的。
我们多年的文学史叙述，最可怕的就是：叙述者是无主体的机器，又是无人性的权威。这样的叙述者，这样的文学史叙述，非常可怕。尤其可怕的是对被教育者施行的一种塑造，塑造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模式呢？不懂文学，缺乏情感和心灵。
第二个问题是，文学史给谁看？木心讲到：文学史要是给学者看，它解决的是知识问题；给专业外的读者看，解决的是品性的贫困。我们需要艺术，木心是把文学史当做艺术来做的。你读他的讲述，就像读艺术作品，你感觉到审美的快感。这正是木心的宗旨和追求。我读他的文学史，他基本上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
刚才岳建一先生谈到，读木心的文学史，感到春秋之风。其实，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私学传统。木心的文学史讲述是在美国，在远离大陆的自由世界，自由环境。当时的讲课情形—我们已经从陈丹青的后记中了解到—就是中国古代的私学。这样一种传统，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在大陆，已经不存在了，没有办法产生这样的文学史叙述。正是在一个因自由而产生环境，主讲人的人格与思想魅力，自由放射，主客的交流才是自由的。自由，使思想之独特与深刻，有了可能性。有位至今流亡美国的美学家高尔泰老师，是我们当时的老师，他对美的定义是什么？他说美是自由的象征。木心的文学史讲述，充满自由精神，纵横捭阖，不拘一格，所以它美。
我觉得木心的文学史给我们提供一种启示，就是：让文学回归文学。被体制塑造的心灵，如果读一读木心的文学史，有可能回归本真的状态。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