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去世了，国内的新闻却奇异地没有声音。五月十三日，中新社电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地发了条消息，十四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用了这个消息；十四日《文艺报》出现了五十个字的报道。十六日，上海《新民晚报》编发了一篇报道—根据的是香港消息；十七日，《新民晚报》刊出林放—著名报人赵超构—的文章《迟发的讣文》，表达对新闻“秘不发丧”的强烈质疑。巴金在家里一连几天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找不到老友的名字。直到十八日，新华社才发了简单的报道。“人们究竟在等待什么？我始终想不明白。难道是首长没有表态，记者不知道报道该用什么规格？”
瑞典的马悦然接到台湾记者的电话，问他能否确证沈从文逝世的消息。他立即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令他震惊的是，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竟然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个人。台湾《中国时报》在沈从文去世后三天即刊出马悦然的文章，他说：“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马悦然的哀伤里，带着郁愤的不平。
—可是，沈从文真的不需要别人为他不平，更不需要“规格”，不需要权力来给他排定“地位”，不需要新闻的热闹。十八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了一个告别仪式，只通知了少数至亲好友，也有景仰他的人是自己来的。没有花圈、挽幛、黑纱，没有悼词，不放哀乐，放沈从文生前喜欢的古典音乐，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沈从文面色如生，安详地躺着，周围是几十个花篮。每个告别的人拿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三十多年来，我时时刻刻想到从文表叔会死。清苦的饮食，沉重的工作，精神的磨难，脑子、心脏和血管的毛病……
看到他蹒跚的背影，我不免祈祷上苍—“让他活得长些罢！”
他毕竟“撑”过来了。足足八十六岁。我还记得兆和说过：“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他的确是这样。
我多么羡慕他！可是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下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