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京后沈从文参加了文联四届二次会议，被补选为全国文联委员。
九月二十七日到十月十二日，沈从文随王震为团长的访日代表团，参加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庆祝活动。《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六卷有一张沈从文在东京与日本学界座谈的照片，照片上他背后是块黑板，板书字迹清晰：“我自己意见最好还是研究年青一代的。中国俗话三十年为一代，我作品多经过了两代，所以应当忘记了。”
他有一封致张充和的信，记录了日本之行的一些事：“看过了东京应拜访的人后，我还去东京博物馆找同行，看了一个下午又一个上午，因为是同行有的是话可问可答，两次都是馆中关门以后才离开。……在东京另一次约卅人学校教师座谈并便餐也极有意思，原来全是研究卅年代中国文学及我个人作品的。在座约有卅人，有几位且是远从北海道大学来的。只是在日本式便餐后，到爬起时不免有些狼狈，得要人扶才站得稳……后三天是外出到静冈、神奈川，看橘园和农场，并参观大都寺名胜……我却一物不买，只在东京买了几本高价书和几本廉价帖，如贺知章《孝经》，怀素小字《千字文》，欧书《千字文》，还买了七卷高价纸，似只宜写经，写一寸以上字就不大受墨。在东京写了十面册页，还顺手，正因此，回到了北京后，又补写廿余条。……卖中国书刊的店铺居然还有我几种书出售。”（26；451—452）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十一日，沈从文出席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政协会议。第六届他缺席当选为政协常务委员，此后即因病一直缺席政协活动。
十二月初，收到《沈从文文集》前五卷稿酬，九千多元，全家人商量了一下，补足一万元，捐赠给凤凰文昌阁小学。他给校长写了一封短信，希望“将此款全部用于扩建一所教室及一宿舍，略尽我一点心意。我离开家乡多年，实在毫无什么贡献，生平又并不积钱，寄来的钱数有限，事情极小不足道，希望不要在任何报刊上宣传，反而增加我的不安，和其他麻烦，十分感谢。如能够因此使得各位老师和小同学，稍稍减少一点上课时过度拥挤，及居住方面困难，我就觉得极高兴了”。（26；468）后来学校用这笔钱和县里的拨款建造了图书馆，请沈从文题写“从文藏书楼”匾额，他坚决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只题了“藏书楼”三个字。
沈从文八十岁生日，一家人平平静静地聚在一起，吃了一顿便饭。
汪曾祺为老师的生日写了一首诗送他，开头两句是：
犹及回乡听楚声，
此身虽在总堪惊。
中间还有一联：
玩物从来非丧志，
著书老去为抒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