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言公开反对“托管政治”，反对关于白人政府终究会关心非洲人民利益的见解。我们列举了自1913年《土地法》开始40年来极其有害的反非立法，这项立法最终从黑人手中攫取了生养他们的87%的土地；1923年的《城市区域法》，为了给白人的工业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而制造了许多贫民窟，他们却把这些贫民窟美其名曰“土著人居住点”；1926年出台的《种族隔离法》，禁止非洲人从事他们所熟悉的贸易活动；1927年出台的《土著人管理法》，使不列颠王国政府而不是使那些最高酋长成了所有非洲人地区的最高长官；最后，1936年出台的《土著人代表权利法》，剥夺了非洲人在开普地区的普选权。这就彻底粉碎了关于白人会让非洲人控制自己命运的一切幻想。
我们对共产主义特别谨慎，所以在宣言中声明：“我们可以借鉴外国思想，但是，我们反对把外国思想完全照搬进非洲。”这是对共产党人的一种含蓄的指责。莱彼德和其他许多人，也包括我本人，认为“外国”思想不适合非洲的形势。莱彼德认为，共产党由白人支配，完全破坏了非洲的独立自主和自信。
当天还成立了几个委员会，但是，青年团的主要目的是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探索政治自由中指引方向。尽管我也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我仍然对参加青年团感到有些顾虑，仍然怀疑政治对我的约束程度。那时，我全日工作，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除了这两项活动外几乎没有时间。我仍然有一定的不安全感，认为自己与瓦尔特、莱彼德和穆达相比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他们是胸有成竹的人，而我仍然不成熟。我对演讲仍然缺少自信，并且在青年团内用得特别多的口才方面有些胆怯。
莱彼德的“非洲主义”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因为他的思想以种族排他性为特点，从而引起了其他青年团员的某种反感。有的青年团员认为，包括有同情心的白人在内的民族主义更为理想。包括我在内的其余人则认为，如果黑人坚持多种族斗争形式，他们将仍然迷恋白人文化，继续受自卑感之害。当时，我坚决反对允许共产主义者或白人加入青年团。
瓦尔特的房子就是我的家。20世纪40年代初期，那里的确是我的家，因为当时我没有别的住处。瓦尔特的房子里总是住满了人，似乎那里正在进行着无休止的政治讨论。瓦尔特的夫人阿尔博提娜是一个聪明的大好人，也是瓦尔特政治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在他们的结婚典礼上，安东·莱彼德说：“阿尔博提娜，你现在是与一个已经结了婚的人结婚，瓦尔特在与你结婚之前早就与政治结了婚。”
正是在西苏陆家的休息室里，我认识了我的第一位妻子艾韦琳·马赛。她是一个安静而漂亮的农村姑娘，她似乎没有对西苏陆家里来来往往的人过于吃惊。当时，她与阿尔博提娜和皮特·穆达的夫人罗斯一起在约翰内斯堡非欧洲人总医院参加护士培训。
艾韦琳来自特兰斯凯的英格考勃，从乌姆塔塔向西还有一段距离。她父亲是矿工，当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她父亲就去世了。在她12岁的时候，她又失去了母亲。完成初级教育后，她被送到约翰内斯堡读中学。她与哥哥萨姆·马赛一起生活。萨姆·马赛当时就住在西苏陆家里。瓦尔特的母亲玛·西苏陆是艾韦琳的祖母的妹妹。西苏陆夫妇拿艾韦琳当掌上明珠，他们给了她许多爱。
第一次与艾韦琳见面不久，我就约她出去玩，并很快坠入了爱河。几个月后我要求她嫁给我，她答应了。我们在约翰内斯堡土著人传教的教堂里举行了公证式结婚典礼。只需要签个字并有人证婚就算结了婚，因为我们办不起传统式结婚典礼，也办不起结婚筵席。我们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开始时，我们住在位于奥兰多东面的她哥哥家里，后来又住在深矿市她姐姐家里。她姐夫姆孙古利·穆古达尔瓦是矿上的一个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