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17年的孩子(1917—1928)(14)

到15岁,苏维埃儿童从少先队升至共青团,但不是所有孩子都够格。1925年,共青团有100万成员—约占共青团员合格年龄的4%(从15岁到23岁)—仅是少先队成员相应比率的五分之一。[45]加入共青团是加入共产党的前奏,很多工作职位和大学课程只对共青团员开放,或优先择取共青团员。尼娜·维什尼亚克娃记得,加入共青团是一件“头等大事”:

迄今[她写于1990年],我还记得共青团员手册中的每一句话—它激起我的万千思绪。我记得,我突然变成肩负重任的成年人……与加入之前相比,我似乎一下子变得能干许多。加入苏维埃的精英行列和取得巨大的成就,一直是我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即将成真。[46]

诗人叶夫·多尔马托夫斯基1915年出生于莫斯科的律师家庭,1930年从少先队升入共青团。他参加申请入团的会议时迟到了,受到团书记的责备,指责他“显然不够成熟,尚不符合加入共青团的要求,申请加入只是想追求政治前途”。多尔马托夫斯基告诉父亲此事,他的满不在意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父亲警告说:“他们都在看你,你必须证明,随时准备奉献自己。”下一次会议中,一名女孩追问多尔马托夫斯基,他是否“愿为苏维埃政权牺牲自己的生命”。[47]

加入共青团,就必须接受共产党的命令、规则、伦理。共青团员对革命的忠诚,应该高于对自己的家庭。他们不再是孩子,而是年轻的共产党人,要像党员一样全身心投入公共生活。共青团是党的后备军,都是年轻的积极分子,志愿为党工作,在反对腐败和滥权的斗争中,随时准备充当间谍和举报人。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样的任务具有极其广泛的吸引力。革命和内战的理想,深深打动了苏维埃青年,所推崇的就是这样的行动和活力。许多年轻人加入共青团,不是因为信奉共产主义,而是因为身为积极分子,亟想有所作为,却没有施展抱负的其他渠道。[48]共青团员被要求在家长和教师中揭发“阶级敌人”,作为锻炼,还在学校和大学里参与对“反革命分子”的模拟审判。

他们出生太晚(在1905年至1915年之间),没受到旧社会价值观的熏染;又太年轻,没参与血腥的内战。这些青年积极分子,对革命的“英雄时期”抱有极为浪漫的憧憬。罗马什金回忆:“我们渴望与父兄辈的革命家挂上钩,认同他们的斗争。我们穿得像他们一样,一身军服,模仿农村男孩从红军那里学来的军人口语。”积极分子热烈欢迎布尔什维克的斯巴达文化,他们从小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革命、内战的贫瘠中,对刻苦节俭并不陌生。他们更以禁欲主义的激进,杜绝所有个人(“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快乐,以免革命斗争受损。有的自组公社,聚集大家的钱和财产,以“消灭个人主义”。他们在道德品质上也是绝对主义者,奋力挣脱古老的习俗。[49]

20世纪20年代的理想主义共青团员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将在斯大林政权中发挥重大作用。敖德萨地区的共青团积极分子米哈伊尔·巴伊塔尔斯基,与朋友们组成俱乐部,他在回忆录中谈及当时的主导精神:“人人都是纯真的,如有需要,时刻准备以生命捍卫共产主义。如有炫耀或抱怨,会被冠以‘臭知识分子’的帽子,这是最具侮辱性的标签之一,比它更糟的仅有‘自私自利者’。”在这圈子里,大家都愿把自己献给党的事业。譬如有报道称,某契卡(政治警察)为了革命需要而没收父亲的五金店,没有一人会为此感到震惊。大家都认为,追求个人幸福的思想是可耻的,应予以消灭。正如巴伊塔尔斯基所说的,革命需要我们为明天的美好生活牺牲今天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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