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糟糕的是，我不记得那个下午我们聊了些什么，那是我第一次有意识地进入“温州街计时”：在那之前，我住深坑，偶或被长辈宣召进城续他们的第二摊。那时我的时光，除了年轻的妻子和她肚里逐渐成形的婴孩，大抵是独自在违建铁皮屋阁楼写稿。年轻时代的哥们尽皆散去。我总像聋哑人迷惑地在“Lane 86”看着喝醉了的长辈们像高中男生女生斗嘴吵架，作势拿烟灰缸互掷，分不清是怨忿或亲爱。我想象这温州街正像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里的欧洲咖啡屋或赫拉巴尔的小酒馆，我欣羡又隔着一层玻璃看着这于我可能的“文明入族式”，烟雾弥漫，音响轰然嘎响，偶被邻桌美丽女孩尖笑声戳破（被她们的老外男伴逗的）。像太阳马戏团精准计算的机栝或燃放烟火，某一时点，长辈会比比窗外，“看，是某某”，那当然是文学教科书里的传奇人物，骑机车脚踏车经过，“神经病，像《夏先生的故事》。”但那个下午是J的葬礼过后，我们被一种超过个体的冰冷袭击，原本彼此不熟的同世代怪咖群聚至Coffee Odem。我们腼腆又热切，摸索共同的语言，我猜想那应是一次近乎“文学改良刍议”的宣言，但其实只是我们这些“内向世代”的复制人，相约“我们不能在这样落单在各自的书房等待下一个人被狙击”。那之后我们便定期约在Odem（我们昵称为“后花园”）或朱利安诺或Common Place（我们昵称为“妓院”），长夜漫谈，扯屁唬烂，哀嚎人生的不幸。我觉得那于我真是“命运交织的温州街咖啡馆时光”。
后来我搬到城内，几乎就在温州街的隔壁巷，当然我是在和平东路这一头的。被辛亥路高架桥截断的温州街南北段，其实是两个不同时光粉尘飘浮的世界。接和平东路这一端的，完全是一个时光静止的昨日之街，我偶尔带孩子们闯进，那墙沿蔓长出的老榕，沿水浪颗粒旧公寓壁面攀上四五楼高的九重葛、爬墙虎；有时百米内完全不见一人，只有雀鸟和壁癌铁锈墙栏门檐上的野猫的，“不在场”之强大的时间吸力。但让我脑海浮出琼瑶式的书名：《庭院深深》、《碧云天》，更现代主义激情孤寂一些，木心的《温莎墓园》，或甚至就李渝的《温州街的故事》。暮年将军和他的年轻妻子，低声说话打牌的郁闷教授，废园，时光踟蹰，被禁锢于此的昔日魅影，但像“天空之城”最后一只机器人看守的满覆苔藓的墓冢。
穿过了泊满黄色怪兽垃圾车的巨大桥墩，穿过榕须遮蔽的“白灵公”小庙，和漂满彩色油污、抬头浮游着至少上百只小乌龟（大的像小猪那样吓人），非常古怪一小段止水的“（瑠）公圳遗址”，一间店内暗不见光的阿婆柑仔店（感觉它之所以犹开张至今，主要是卖“白灵公”庙香客之金纸香束为营生），两间咖啡屋（“路上捡到一只猫”，对面新开的“波黑美亚”）非常典型“温州街气味”：老文青书柜、私藏光盘、电影海报。50号则是一栋占地不小的铁皮违建屋，我每每匆促走过，总有一“这是一拾荒者囤积拾来破烂之总部”的印象。从这往罗斯福路那头走，可能比较是人们口中或印象里的那条“温州街”。时光还是被调慢了，但像是《清明上河图》里酒榭茶楼的运河畔，一小截距离即用笔墨注满的，指岔分枝渠巷隐藏，塞满细节的城市梦华录；一代一代文青在这些褶绉里孵梦、耍颓废、延后进入社会大机器的，读书、玩耍、哈啦之“梦见街”。
很奇特的，它没有粮行、裁缝店、草药铺，没有老唱片行或五十年前的老戏院，它如果作为一时光展示之街，竟没有典型的怀旧遗迹，它漂浮在那些庶民百工而形成小小文明梦境之外（譬如鸟镇东栅的戏台、染坊和糕饼铺，譬如牯岭街的邮币社与二手书摊）。它是不同世代的知识分子郁悒或愤激的避秦迷宫，他们的梦境在这条鱼骨般巷弄里各自据点，数十年后你讶然惊觉，已钟乳岩叠积成一可以作考古人类学的化石层。当然闯进某一暗弄会出现一间似乎除了感冒糖浆和胃乳其他药品皆无的小西药房，或咖啡豆烘焙私人工厂。但主要是某某故居，明目书店，谁谁谁和谁谁常在此出没，在此写稿的“挪威森林”、“Coffee Odem”、“朱利安诺”、“鲁米爷”，记忆里每一间咖啡屋的墙上都贴有切格瓦拉和忧郁贝蒂和四百击的海报。可能都是租赁老旧公寓一楼改装，印象中每一间咖啡屋的厕所皆狭仄旧败，马桶之排水系统皆十分脆弱，以梦养梦，后来的文青们推门走进离场的前辈文前曾苦闷挨坐读书的角落座位。所以温州街极难描述，却总让每一代文青饱涨追忆它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