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的傍晚，华盛顿大学妇产科的所有老师和住院医师聚在一起进行手术讨论以及病例分析。护士和医学生都不允许参加这种畅所欲言的开放讨论。在讨论时，马斯特斯总是喜欢搅和，常常提出些魔鬼般的主张。“他会站起来说，‘不，要是我的话会怎么怎么做’，他这么说只是为了挑衅，为了证明医学中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总有别的方式方法去处理同样一个问题。”前住院医师马文·雷纳德说。和那些最顶尖的执业医师一样，马斯特斯喜欢挑战医学传统。“在妇产科医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最希望见到的人就是比尔·马斯特斯，”前住院医师罗伯特·戈尔说，“他的判断极为出色，他就是连接新旧两个时代的一个桥梁。”
某个周五，关于剖腹产的问题成为了讨论会上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关于为什么短短6个月之内剖腹产的比例从3%一下跳到6%这个问题。如今，剖腹产手术——避免自然分娩的诸多并发症风险而通过手术方法取出胎儿的手术——已经非常普遍，许多医院剖腹产的比例甚至超过了25%。但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老产科医师更倾向选择阴道分娩，无论漫长的产程如何折磨着母亲。20世纪30年代——那个没有青霉素、没有血库，麻醉也极为不安全的年代——所训练出来的老医生，总是告诫自己的下级医生说不要贪图剖宫产的痛快，究其原因可能是他们并不习惯这个手术。在一次令人难忘的讨论中，大家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更好地处理分娩无力——通常这种痛苦的情况可能持续36小时以上，让人看不到尽头。医生们详细解释了对于产程超过1天的病例自己的处理方法。有人最后问道：“马斯特斯医生，你会怎么做？”
马斯特斯歪头一笑，回答极其简单。“我从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他平和又响亮地说道，“要是我，早就把孩子从肚子里剖出来了。”尽管他的技术有口皆碑(拿着手术刀的他简直就是如鱼得水)，但马斯特斯绝不是下班之后的花花公子。作为主力男医生的一员，下班之后他很少会出去喝酒放松，也不喜欢参加周日早晨的高尔夫聚会。他似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泡在了妇产科医院，完全就是一个日夜不休的研究员和临床医生。对于傻里傻气的人，马斯特斯没有半点耐心，这一点其他医生护士以及病人都可以证明。如果预约的病人迟到10分钟以上，马斯特斯就会拒绝接诊，他必须重新再约时间；如果第2次依旧迟到，那么这个人就会被列入永久的黑名单。作为不孕不育这个新兴领域的专家，马斯特斯坚持夫妻双方一起前来就诊。“对于这一点，他要求非常严格。”在50年代担任马斯特斯手下的艾拉·高尔医生回忆说。
然而，在看似粗暴的外表下面，马斯特斯却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对于那些面临生命危险的女性来说更是如此。在迈克·弗赖曼刚开始临床实习的时候，有一次他跟着马斯特斯查房，在一间检查室里他们为一位黑人老妇女做常规的妇科检查。20世纪50年代的圣路易斯，种族隔离现象还相当严重，在妇产科医院甚至设有独立的“黑人”(Negro)病区专门收治有色人种及其孩子。弗赖曼对那节体检教学课记忆犹新。这位瘦小的女人是个寡妇，尽管已经80多岁高龄，面容却还算年轻。当医生例行询问她一些健康问题时，她的双手始终紧紧地攥着自己的蕾丝围巾。在诊疗快结束的时候，马斯特斯清清嗓子，一如往常，问了一个问题。
马斯特斯问道：“请问你最后一次性生活是什么时候？”
一直低头看着地板的这位老妇人一下抬起头，盯着马斯特斯的眼睛。然后她露出一丝笑容，回答道：“马斯特斯医生，我这个年龄的女人，很难可以找到一个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