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基斯坦，她同当地人有一次不愉快的接触。在卡拉奇，她偶然遇到了一列婚礼队伍。人群带着一个人前行，这个人被裹在几公斤重的红色面料中，仿佛一个包裹一般。这是谁？奥莉娅娜问道。什么也不是，一个女人，他们回答她。这些话语彻底激怒了她，她问他们能不能让她看一下这个女人。尽管他们不明白这个外国记者对什么感兴趣，他们还是满足了她的要求。他们掀开了婚纱。这是一个小女孩，面色苍白，闭着眼睛，眼睛周围涂满了银色的粉末，眼中落下一滴眼泪。奥莉娅娜试着安慰她——她告诉这个女孩，她实在是没有理由哭泣：“我见识过新郎，新郎很帅气，十分优雅。”这并不是真的。新郎是个油头滑脑的男人，他早就打算将这个张着双臂、到处乱转的西方女记者带进自己的房间。但是奥莉娅娜还是被这个儿童新娘的哭泣深深震撼了，想要帮助她。陪伴这位儿童新娘的女人们并不能理解奥莉娅娜的这份心绪不宁。“所有的新娘在结婚时都会哭泣，”她们其中一位对奥莉娅娜说道，“我当时足足哭了三天。”
“一个西方女人来到像巴基斯坦这样有严格的宗教氛围的国家，第一印象就是觉得自己是那场淹死了所有女人的大洪水中的唯一幸存下来的女人。”她不顾禁令，四处走动，引起了剧烈的反应和抗议。在电车上，他们愤怒地将她撵下去，因为她从男人的那一侧登上了电车。在银行，他们让她等了好久，直到她的男摄像师到达，因为他们不能将钱交给一个女人。她知道如何引起注意，并且也习惯了恭维的话。但是，在巴基斯坦，男人们对她的在意还是让她深深地感到了恶心。
她厌恶自己被他们的目光脱得一丝不挂的感觉。她探索女性生活状况的旅行还刚刚开始，她对此也毫不质疑。
下一站是印度。她参观了新德里，在那儿发现还有禁酒主义存在，人们只能偷偷喝酒。在加尔各答，她被大量在路边睡觉的人群震撼。她还参观了被人描述为“印度的佛罗伦萨”的斋普尔。她遇见了卡普尔塔拉世袭王侯的唯一女儿老拉杰库玛丽·阿姆里特·考尔，阿姆里特·考尔还记得自己的祖母：“当她去海边的时候，她穿着白色的衣服，头上系着白头巾，以抵挡太阳的暴晒。”她还试穿了纱丽，整个人生中，她都觉得这是同时代里，世界上虽不实用但最漂亮的女性服装。印度妇女已经参与政治生活多年，这些进步令她震撼。然而，当她采访几位控制人口的女专家时，一个细节却将她的想法完全颠覆。她们告诉她，这里的妇女总是绝望地哭泣着从绝育手术诊所出来，因为她们说：“如果一棵大树不能繁殖枝叶，那留它还有什么用？”距她在巴黎居住的那一年后，这句话又重新揭开了隐藏在她内心的伤口。
离开印度，她来到了吉隆坡，在这里见到了马来西亚的母系氏族。她们生活在丛林之中，互相转让土地和子女，男人对于她们来说，仅仅是繁殖的工具。在新加坡，她采访了作家兼医生的韩素音。她的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中国人。她仍然很年轻，但是人生中早已经充满了冒险经历。她的第一任丈夫在中国被杀，她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位西方记者，也在朝鲜战争中丧生。现在她和一个英国人结婚，平时为病人治疗，并坚持写作。奥莉娅娜长久地听她讲述自己的故事，做着笔记。奥莉娅娜下一站想要参观中国，于是让她谈谈中国的女性。她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