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一名贵格教派的商人詹姆斯·莱特（James Wright）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相当能代表当时的氛围：“那些深受伤害的人所遭遇的苦难和虐待，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同时我也担心，身为这种物品—它似乎是奴隶销售的主要支撑—的经销商，我正在鼓励奴隶制度。因此，我借这则启事告知顾客：我打算停止销售蔗糖这种物品，直到我能经由不受污染、与奴隶制度较无关联，且较少染上人类鲜血的渠道获得它。”
运动领导者声称，只要有38000个英国家庭停止购买蔗糖，蔗糖园主的利润便将受到严重冲击，足以终结这项贸易。在抵制的巅峰期，一位运动领导者宣称已有30万人不再食用蔗糖。有些运动人士公开砸碎茶杯，因为它们已被糖玷污。
茶会成为社会与政治的地雷区。如果戒绝蔗糖的女主人没有提供糖，主动要糖将是失礼之举。但是，并非所有的糖都一样不好。有些人认为，来自东印度群岛、比较昂贵的糖，比较没有道德上的问题—直到人们发现，制造这种糖的甘蔗，其实也经常是奴隶种植的。当英国在1807年废止奴隶销售时，究竟是抵制运动还是一连串的奴隶起义行动发挥了最大的影响，我们并不清楚。有些人甚至论称，抵制运动使情况更恶化：因为当农园主人的利润减少时，他们很可能会更残酷地对待奴隶。但无可置疑的是，抵制蔗糖使大家注意到奴隶问题，并有助于动员政治上的反对力量。
今日的食物辩论也是同样的情形。其真正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直接造成的冲击，而在于通过这种方式，它们能够针对政策，向政府提供最重要的指标，并鼓励公司改变其行为。
基于许多理由，食物具有独特的政治力量：食物将世界上最富有的消费者与最贫穷的农民牵连在一起；选择食物向来是发送社会信号的强力手段；现代的购买者每星期必须做出数十种食物选择，这比选举政治提供了远较为多的机会表达政治理念；而且，食物是一种供人消费的产品，因此，选择某个食品人消费的产品，因此，选择某个食品消费的产品，因此，选择某个食品意味着你对它的个人性认可。然而，食物的力量亦有其极限。
真正的变革—如19世纪的废止奴隶制度，或是今日对于世界贸易的全面检讨，以及设法解决气候变迁的难题—终究需要政府来采取政治行动。用食物选择来投票，绝不可能取代在投票箱前投票。但食物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舞台，可以让人就各种不同的选择进行辩论。通过这个机制，各个社会可以表明它们对于哪些议题有强烈的看法；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动员更普遍的政治支持。那些位高权重者，无论在政治界或商业界，都不会愚蠢到忽视这类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