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直没有吭声。后来，只说了一句话：追悼会，我想去参加。卓琳没有应答，没有评说这个主意妥当还是不妥当，她知道她的丈夫考虑得很多，那是个政治被搞得很复杂的年代。没过几天，邓小平请求参加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报告就被转递了上去。转递者是住在他宅院前面那排房子里的两位中央办公厅人员。这两个人既负责警卫更负责监管，他们负责及时向上报告“右倾翻案风头子”邓小平的一举一动。
只过了两天，答复的口信便传下来了，传达中央口信的是汪东兴副主席。汪东兴副主席带话说，你还是不要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为好。
那一刻，邓小平的腹部就有一个位置隐隐地痛了一下。他当时没有在意那只是神经受到刺激抽搐了一下，还是腹部的一个切切实实的病患。很多天后，他才明白是前列腺的问题。
邓小平一时没有说话。
这时候，卓琳说，我料到会这样。
那天晚上，起风了。不仅是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那些密密麻麻的花圈发出了簌簌的响声，大江南北所有中国百姓扎的那些白色的纸花都在风中轻微地打颤。这个龙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确实过于沉重了。一月份，天安门广场就堆放过一次花圈，那是送别周总理；六月份，又是花圈，那是送别朱委员长；而到了秋天，真正的秋风还没有来临，大片的枫叶还没有转红，更为揪心的哀乐便又一次无情地敲打着神州大地，夹杂着白色的纸花，又如冬雪一样覆盖着大江南北。人们在哀痛国家失去领袖的同时，好像还在哀痛着别的东西。人们心里有一种隐隐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的形态似乎很大，但是又不明白这种恐惧感到底是什么。
就在距离宽街两个街区的一个普通的北京四合院里，一位普通的二十七岁的年轻人也连续很多个夜晚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的心里也有种恐惧，这种恐惧就像尖利的鼠牙一样啃咬着他那颗躁动的心。
这位半年前曾经因为“四五天安门事件”蹲过几天号子的名叫夏建国的年轻人，终于在毛主席逝世后第二十五天的这个晚上，悄声下床，蹑手蹑脚绕过父母亲的卧房，走到了四合院里，接着，又犹犹豫豫地敲响了对门邻居田家的一扇小窗户。那扇小窗户属于比他小两岁的伙伴田源。
田源的起身也是蹑手蹑脚的。他们俩在洒满了月光的院子里，几乎坐到天亮。夏建国再三问他敢不敢去，说如果你不敢去，我就一个人去，又说这张标语是非贴不可的，这样的话也是非说不可的。我们在清明节就是因为这些话，挨了人家的嘴巴子，也蹲过号子。但是，现在又是关键时刻，人民需要被唤醒。我们宁可再挨嘴巴子，再蹲号子，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必须由我们这些年轻人来做的，我们无可逃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