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乐果在变成瘾品成分及碳酸饮料之前，并非世界贸易商品之中的主角。19世纪60年代，马利亚尼酒（Vin Mariani，一种含有古柯叶成分的葡萄酒）问世，并畅销世界，于是带动业界展开将酒精与提神物质混合制成饮料的实验，卡拉弗拉酒（Vino-Kolafra）便是这种实验下的产品，制造方法则是将可乐果掺入玛萨拉葡萄酒（Marsala）。（有人说：“烂醉如泥的黑人随便喝一口这种酒，半小时内就会清醒过来。”）而在这些新产品之中，最著名的便是可口可乐，它是用“人类在工业化以前就已经知道的两种强烈提神物质”调制而成，喝过之后留下的苦味，则以香料和柑橘油盖过。可口可乐最早称为“彭氏法国古柯酒”（Pemberton’s French Wine coca），后来发明者约翰·彭伯顿（John Pemberton）博士为了安抚极力主张禁酒的人士，便去掉酒的成分，并重新将可口可乐定位成非酒精饮料。1903年，彭伯顿的继承者又将可口可乐里的古柯成分去除（因为当时古柯已经成为与黑道扯上关系的争议性毒品），而以一种不含古柯碱的萃取液来保持风味，并添加咖啡因结晶粉（萃取自废弃的茶叶碎屑和其他东西）来维持提神效果。
没想到此举竟激怒了哈维·威利（Harvey Wiley）博士，此君一向倡议世人使用天然食品与瘾品，他为“瘾品上瘾”下了这样的定义：“服食任何毫无营养价值、会直接刺激身体器官或控制器官的神经，以致需要或被迫重复使用的提神、兴奋瘾品。”照这标准看来，咖啡因就是会令人上瘾的瘾品了，而威利的这项观点，乃是得自医学研究与亲身体验——南北战争期间，他曾舍弃军中配给的咖啡，改喝牛奶，结果发现有益健康。后来他在1911年控告可口可乐公司，并在诉状上指出这种卖给儿童喝的饮料里所含的咖啡因，是标签上并没有注明的有害成分。经过一番缠讼之后，可口可乐公司终于将咖啡因含量减半。
此案开审前一年（也就是1910年），美国各地已能买到可口可乐，不过仍属于本土性产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启了全球化的商机。当时可口可乐公司老板罗伯特·伍德拉夫（robert Woodruff）实行了一个政策：不计任何代价将5美分一瓶的可口可乐供应给世界各地的美国大兵。（他表示：“我们是在放长线钓大鱼。”）美国政府也从善如流，免除军中若销售可口可乐就不得享受砂糖配给的限制，美国大兵更在作战期间将这种饮料介绍给许许多多欧洲人和亚洲人，于是64家可口可乐装瓶工厂（有些工厂雇用德国与日本战俘担任装瓶工作）就这么踩着他们胜利的脚步，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
到了1955年，可口可乐已经销往世界89个国家——曾经是美国“新政时期”（New Deal）政要，后来转任可口可乐出口公司（coca-cola export corporation）董事长的詹姆斯·法利（James Farley）形容可口可乐“象征纯正的美国精神，是经过多年诚实制造、认真改进、营销全球的高贵产品”。1991年，这数字又提高到155国，同年可口可乐主要竞争对手百事可乐也已行销151国。而可口可乐及其竞争者“认真改进”的项目之一，就是不再以可乐果萃取物作为原料，因为他们取得了更便宜的咖啡因及香料。历史学家保罗·洛夫乔伊（Paul Lovejoy）认为，现在的可乐饮料只能算是和“七喜”汽水差不多的“非可乐”饮料，这话说得十分贴切。
非酒精饮料当中最主要的提神成分是咖啡因（不论其来源是可乐果、瓜拉纳，还是别种植物），咖啡与茶叶也是如此。当然，这些饮料绝不只是提神瘾品而已，人类学家或广告主管都可以证明，它们也是富有文化象征与政治内涵的东西，所以当第一批满载可口可乐的卡车开进波兰首都华沙的时候，市民才会夹道欢呼。然而，要不是含有咖啡因之类的提神成分，这些饮料也不可能在全世界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尽管威利博士对可口可乐的看法稍嫌偏颇，但还是有其道理：没有咖啡因，可口可乐的热潮也不存在。咖啡因可以说是将可口可乐送上世界轨道的火箭发射台，这条轨道则是靠着巧妙运用可口可乐的美国偶像地位，以及西方消费形态才得以持续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