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要讲我的父亲，我父亲是家族里的重要人物。他走的是与伯伯不同的政治道路。很小时候，我就知道他是起义的原国民党将军，黄埔六期毕业的，担任过国民党的军参谋长。1949 年底，他与军长鲁崇义一起，率所部三十军在成都起义，并参加了解放军。在历史节骨眼上的这一大转变，使我们家逃脱了反动军官家属的命运，一变而为革命军人家属。小时候，我回到衡阳家中过春节，还看到门口有“光荣人家”的红纸。1952年冬我父亲从朝鲜战场回国，回到衡阳探亲时，穿着黄呢制服，身边还带着一位解放军警卫员。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具有强烈反差的双重身份的家庭。
我1946 年出生在西安，西安古称为秦，我是萧家的功字辈，于是由此而取名。那时正是他在西安胡宗南总部。我两岁多时，就在石家庄，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三军的参谋长。从石家庄战役中逃出来以后，又改任三十军参谋长，当我三岁多时，他在成都起义，当其他军官起义后不久就解甲归田，而他却由于有军事指挥业务上的专长，被编入解放军第三兵团第十二军。后来两次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此后就在重庆郊外的青木关部队幼儿园生活。1953 年，我七岁时被姑母接到上海生活。第二年，我父亲在南京军事学院逝世，那时我只有八岁，此后我就在姑母抚育下长大成人。
我对父亲的了解并不多。很小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家不少人参加过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属于政治上的异己家庭。但为什么家族的亲共历史并没有影响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步步升迁？我想，一定是国民党在政治上比较粗放，它比较看重个人的能力，不太关注家庭背景与成分。这也是国民党的军事威权体制与中共的列宁主义革命组织的重大区别。
其实父亲走上国军军人之路，也是命运的偶然。父亲从小痴迷于科学救国，心里就是想做工程师，他从衡阳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预科，就是想实现这个梦想。他的命运转折也与1927 年大革命失败密切相关。马日事变发生后，家中遭大难，开明书局被迫关闭，伯伯被捕，被关进死牢，父亲在上海失去了家庭接济，就成了失学青年，读交通大学做工程师的美梦被打碎了。失学之后，他偶然看到有个无线电学校在招收新学员，不但可以免去学杂费，而且还有生活津贴。于是他去投考并被录取。
据伯父说，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当上工程师。父亲在国民党军队中总是能得到上峰赏识，又是黄埔嫡系，抗战中期，34 岁就当上了将军，但他总是以没有实现当工程师的愿望而抱憾。伯伯告诉我，多年以来，他行军时，简单的行装里总还要带上一些化学烧瓶之类的东西，一有空闲，就会自己做化学实验。他逝世后，从南京军事学院带回来的遗物不多，而他手写的密密麻麻的化学笔记本却占了相当一部分。
凡萧姓家族中的读工科的年轻大学生，有经济困难的，他都会去资助。即使我们在贵阳家中的经济常常陷入困境时，也是如此。许多年以后，到了“文革”初期，伯伯与伯母来上海避难，文化程度不高的伯母提到我父亲时，实在想不出用什么话来说明父亲的乐善好施，她总会用很浓重的衡阳话说，你爸爸是“解放前的雷锋”。一位生活在四川崇庆（现为崇州市）的远亲，当年就是由于得到父亲接济，读完大学建筑系后成为路桥工程师的。这位老人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一直到现在，他还把父亲视为自己的恩人。建国以后，他一直在寻找我们兄弟三人，打听我们的下落，总希望通过帮助我们，来报答当年父亲接济他读完大学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