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国家，不再是帝王们追求荣耀的工具，贵族等级也失去了昔日的文化垄断权，因此它不可能以千古伟业和荣誉为目标，而只能带来繁荣和安宁的小康局面。从根本上说，在一个以工商业进步为先导的社会里，形形色色的私利（自由主义仅仅希望，这些“私利”的多样性会使它们未必不崇高，甚至十分崇高）必然会成为主导思想。相对于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勾画的蓝图而言，这样的社会很可能表现得平庸甚至低俗，因而“每前进一步都免不了遇到政治和道义上的风险”。不过阿隆提醒他的批评家们，在学会放弃之前，我们一定得先搞清楚手里有些什么；若想弃恶从善，我们也必须慎思我们用来取代的东西，是否更为可取，更为可行。
阿隆谈论意识形态的终结，主要是指从五十年代开始发生在西欧社会各政党之间的事情。近年来在我们身边，也有人开始谈论“意识形态的终结”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阿隆具有更多同我们对话的能力。近些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似乎也正在日益被当作一种技术而不是信仰看待，对于争夺真理的阶级总体战人们终于感到厌倦了。甚至在体制内思考的学者，也已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讨论意识形态的作用。就像宗教一旦开始借助于理性来论证自身，便埋下了自毁的种子一样，使用社会学的功能主义语言，必然也会对意识形态的神学色彩起到消解作用。因此我们无须奇怪，柯克所说的那些“意识形态的政治寡头”，在逐渐被一副副技术官僚的面孔所取代，他们对外部压力的排斥性反应，更多的是基于利益和稳定的考虑，而不再用“历史使命”的语言加以申辩。经济发展和政治意识形态强度的衰弱之间，似乎也像阿隆所身处的战后西欧一样，显示出了一定经验上的相关性。
如果往更深一层看，在这一过程背后，则是合法性基础的价值符号在悄然而艰难地发生着变化，同政治决策相关的无论正当或非正当利益，都逐渐进入了一个明朗化的过程，从而变成“可算计的”（韦伯意义上的）对象。但是，政治一旦失去了集体主义的远大目标，也会为庸俗的“物质主义”和社会的原子化敞开大门，这迫使知识分子必须重新调整自己同社会之间的关系。有些人是会对此感到不快的，他们在“无目标”的体制并未真正降临之前，便已开始对它忧心忡忡，甚至从中嗅到了“历史”也将随之终结的危险。记得在前苏联解体之初，从冷战时代英国著名的自由派杂志《文汇》（Encounter；冷战结束后这份刊物很快停办，阿隆曾是它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上看到一篇文章，大意是既然前苏联终于被西方的自由制度击垮，我们还有什么事可干？文章笼罩在一片失去打击目标后的茫然气氛中，那很类似于一种“退休综合征”。这样的思想情结，我们并不难理解。到了大家都在讨论工人该如何再就业，积压的楼盘该如何卖出去，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该如何筹措的时候，政客和平民百姓会把这些看作稳定社会的大事，却很难激发许多“文化人”和希望借政治手段实现非政治目标的年轻人的热情。
这反映了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文化本位主义”，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给政治派发太多的伟大任务，即让它变成“有目标的政治”，即使没有培养出一个专横的主子，也会让经常不那么高尚的政客所运作的政治，陷入同道德行为根本不沾边的高成本状态，而阿隆一类人的反意识形态立场所致力的，恰恰就是要提供这方面的过载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