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建议则是了解老人的长处和短处，并善加利用他们的才能。随着年纪渐增，人不免会丧失一些能力，如抱负、竞争力、体力、耐力、专注力和思考能力。因此，像破解DNA结构这类问题最好留给40岁以下的年轻学者。反之，随着年龄增长，一个人的经验、对人的了解以及人际关系、整合跨领域问题的能力则会增强，也更能放下自我去帮助别人。所以，物种起源、生物地理的分布、比较历史等研究工作最好交给40岁以上的学者。这种转变使得年纪大的人选择监督、管理、顾问、教学、拟定策略和统筹方面的工作。例如，我有一些农民朋友到了八十几岁已很少骑马或开曳引机，而是花更多的时间思考农场的经营策略；我的律师朋友上了年纪后也较少上法庭打官司，而更多地指导年轻律师；一些医生朋友也是，他们因为年纪大了，很少做耗时、复杂的手术，工作目标变成训练年轻医生。
社会该利用老人的长处，看他们喜欢做什么事，而非强迫他们像年轻人一样每周工作60个小时，或是到了某个年龄就强制他们退休。反过来说，老人也应该好好思索自身的转变，想办法发挥自己的能力。有两位作曲家就值得我们学习（见图40、图41）。这两位在年纪大的时候都很诚实地说出自己能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为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的歌剧写脚本的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曾描述他和施特劳斯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时施特劳斯已经67岁。“在我们见面的第一个小时，施特劳斯就坦白告诉我，作曲家到了70岁，便不再拥有神妙的灵感。因此，他已经写不出《蒂尔的恶作剧》（Till Eulenspiegel）和《死与净化》（Tod und Verkl.rung）那样的交响诗（施特劳斯二三十岁的杰作）。他已经没有鲜活的创造力。”但施特劳斯解释说，有些情景和文字还是会触动他的心弦，让他想用音乐表达出来，音乐主题甚至已在他心中萦绕。为女高音和管弦乐写的《最后四首歌》（Four Last Songs）就是他在84岁完成的作品。这是施特劳斯最后的作品，也是经典之作。他以乐曲营造出秋日萧瑟的气氛，让人感觉死亡的脚步近了，管弦乐褪尽铅华，摒除世俗与官能的况味，呈现真挚的情感，并加上他在58年前写的一些乐曲片段。
另一个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54岁写出《唐·卡洛》（Don Carlos）、58岁创作《阿依达》（Aida）之后即打算结束自己的创作生涯。然而他的出版商还是说服了他继续写，在74岁创作《奥泰罗》（Otello）、80岁完成《福斯塔夫》（Falstaff）。这两部晚年作品也是他最伟大的作品，风格简约、微妙，与早年的作品大不相同。
在这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如何为老年人开创更美好的生活一直是我们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过去很多人类社群善待老年人，让他们发挥长处，都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当然也能找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