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年级的时候，我搬进了烟酒楼，住进了一间便宜的卧室……在天花板上装了一个蓝色的灯泡，便睡在那里，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客厅里喝酒……这帮人里有……一个家伙……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个学生，但从他对毒品上瘾的程度来看，他可以算得上是个刚入门的化学师。
对事实的回忆很容易证实这些小说。在最近的一部口述历史中，成为一代变革性领导人的斯宾塞·福尔曼（Spencer Foreman）（纽约蒙蒂菲奥里医院（Montefiore Hospital）的杰出内科医师）描述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上的人文学院里，“医学预科生和非医学预科生之间的区别”是：“医学预科生从周四晚上开始喝酒，而其他人每晚都喝酒。”某些对大学的叙述设想却是，这是一段黄金时期，学生们早睡早起，充分利用晚上的时间通过睡觉（当然是一个人睡）来养精蓄锐，好在第二天投入到雄心壮志的拼搏中。对于这种说法，人们应该时刻保持警惕。这种事从来都没发生过！实际上，大部分的历史中，大学是个准刑罚院校，男孩们的父母“判决”他们在这里“临时关押”。仅仅是由于没有能力复制牛津和剑桥那有石墙和有人看护的大门、四面封闭的系统，，哈佛的创建者在院子的四周修了高高的栅栏——这样做不是为了把牛羊拦在外面，而是为了把学生困在里面。而今天，我们却有着相反的期待：来到大学就意味着解放，进入了一个逍遥自在的游乐场。
大学里有更多的自由，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是性生活。这方面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一开始，这只是鬼鬼祟祟的课外活动，就像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或J. P. 马昆德（J. P. Marquand）的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 普林斯顿或哈佛的男孩子，等不及跟某个初入社交圈的少女交往，便找妓女或侍女寻欢作乐；或者像两代人之后的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描述的那样，男生在他们的约会对象必须一个人返回宿舍之前的最后几分钟，抓起狂来，把这些跟他们“同校的女生”使劲推向树干。在大多数大学里，这已经是老皇历了。几年前，一所声名卓著的西北部大学的住宿生活与学习办公室认为，很有必要制定一项规定，禁止“有舍友在场时在宿舍进行任何性行为”。可想而知，如果有舍友想加进来一起玩，这名舍友可以不用遭受处罚。
过去的大约50年里，这种越来越自由的趋势是大学生活中最明显的——不仅仅是性自由，还有可以称之为举止与行为的自由，随着学习领域和课程大大增多而带来的选择自由，另外，或许最重要的是，随着大学充当价值观裁决者角色的几乎完全消失而带来的判断自由。较少的大学需要学习一些特定的课程才能毕业，课程目录有些像介于百科全书和中国菜单之间的某种东西——从这些目录里，学生这里选一点，那里选一点，除非他们主修一种“硬”科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选择范围窄得多。
这种情况有点讽刺意味。古老的高校在其宣传资料（“让人放心的印刷品”，可以通过它们把“畅销的幻想”卖给大众，很久以前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如是描述）里以自己的古董来做招牌；而在高校内，过去被痛斥为黑暗的时代：有着多管闲事的校董、独断专行的校长和对几乎所有事都持愚昧看法的“老男孩”教师队伍。直到不久以前，我们还能看到这些饱受辱骂的古老大学的遗迹。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学校图书馆的一名全职员工巡视阅览室，看到有学生在椅子上摊开四肢，把脚放在桌子上，就轻敲他们的鞋子，直到他们坐直（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振作起来），把脚放回到地板上。
这种事现在都废除了，真是让人衷心高兴的解脱——但是，正如一位大学专职教师在不久前所写的那样，现在的学生似乎“想留住他们来之不易的自主权，而同时却坚持让高校承担一种道德责任，来保护他们免遭这种自治的后果”。大学管理层已经放弃了他们充当“替代父母”的角色，但是，在麻烦突发时——比如说某些煽动性的“仇恨言论”时，他们还是容易受到指责，说大学没有像父母那样介入进来。而当他们这样做了时，他们又很可能过于宽容。除非在“硬”科学领域，学业失败很少见，精英大学尤其如此；除了军事院校，作弊大多当作小过错来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