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其他学者质疑金融加速器机制在大萧条期间的剧烈周期性波动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持相反观点者认为，造成大萧条的罪魁祸首是生产率和劳动力市场摩擦，而并非是通过金融加速器机制所放大的金融摩擦。
第二，伯南克和纽约大学的马克·格特勒认为，在资产和信贷泡沫破裂后利用货币政策进行补救要比破裂前更为有效。这一结论构成了美联储后泡沫时代的一系列措施的基础。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可能会对泡沫破裂后的整体经济形势造成严重影响。金融加速器的放大机制加快了美联储戳破泡沫的速度以及所造成的影响。考虑到这一点，伯南克和格特勒提出，最好通过货币政策来处理危机后的余波，而不是凭空创造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紧随其后的疲软的经济恢复使得这一理论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货币政策工具的滞后性使得美国经济因泡沫破裂造成的扭曲已足够巨大——当时的个人消费和住宅建筑加在一起约占2005年GDP的74%。在21世纪初期，美国的经济泡沫及其扭曲性影响变得越来越大，此时，相对于先发制人的收紧性货币政策，美国在后危机时代的乏力复苏下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则使其增长较缓。
虽然面对如此激烈的辩论，伯南克从教授成为美联储主席，也做好了充分准备来解决这些问题。伯南克的学术研究给予他工具、实证度量和评判美国及全球经济可能会发生的问题的历史视角。但经济学是一门变化无常的学科，它结合了艺术和科学、直觉和模型，因此，从学者转型成为政策执行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无法保证，像伯南克这种从事前沿研究的学者型政策家是否能带来最优化的经济政策。而这就是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