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对婚姻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压力
与受到法国政府监护的“国王之女”不同，很多欧洲和北美的年轻女子，其婚姻是由父母出面积极安排的，不过当时社会的高死亡率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人的婚姻是由继父母或监护人安排。例如卡特琳娜·冯·博拉5岁丧母，父亲把她送到本笃会寄宿学校读书，不久之后他再婚，再也没有把卡特琳娜接回家中居住。卡特琳娜在修道院度过了青春期，后来，为了找到一位丈夫并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她逃离了修道院。与之相比，美国的玛丽·韦斯特科特的继母和父亲却对女儿关怀备至，十分重视她的婚姻大事。
除了必须考虑经济等关键因素之外，很多父母都要花心思考察子女婚姻对象及其父母的性格特点。人们希望初婚的新娘是处女，但初婚的新郎却无需是处男。相貌好、性格好和身体好非常重要，而且在婚姻市场中是被公开讨论的话题。脸上有麻子、龅牙、罗圈腿或者斗鸡眼的求偶者会遭到鄙视并且不得不提高（或降低）嫁妆或彩礼的数额。
美貌有价，巧妙掩饰也有其用武之地。鉴于金发白肤受到欢迎，所以条件欠缺的姑娘们会利用涂脂抹粉、戴太阳帽和漂白等方法精心打扮，比如用榨汁柠檬和大黄使发色变浅。16世纪，香粉、口红和睫毛膏已经成为改头换面的首选道具。如果牙齿长得不好，可以（暂时）利用故作忧郁的表情或腼腆的微笑掩饰。体臭也可用香粉掩盖——或者至少冲淡一下。
母亲们的责任之一是把女儿打扮得符合当时当地的美貌标准，能够拿得出手。1609年，本·约翰逊指出，女人应该利用各种手段掩饰自身的缺陷，例如：“如果个子矮，就经常让她坐着，不过当她站起来的时候人们会以为她是坐着的……如果有口臭，千万不要让她讲话太快，而且一定要与受话人保持距离。如果牙齿发黑且不整齐，不要经常让她笑，如果她笑起来嘴巴会咧得很大，则尤其要注意。”
在高死亡率的时代，身体健康与相貌好看同等重要，人们羡慕强健的身体。在面色红润的农民眼里，贵族圈里流行的苍白脸色是残疾的代名词，而农民惯于侍弄农具的粗糙手掌则是贵族们避之唯恐不及的。
选择配偶过程中可能犯下的严重错误所导致的恐怖和持久的后果使得择偶中的人们忧心忡忡，紧张不已。有的家庭不敢依靠自己的判断，他们甚至会雇佣专门的侦探进行调查。
19世纪末，年轻的艾德玛·格里格斯——底特律市议员斯蒂芬·阿德尔波特·格里格斯之女（她还是本书作者的叔祖母）与人相爱并且接受了对方的求婚。随着婚礼准备的进行，艾德玛的父亲雇佣的一位侦探也开始展开调查。可是，等婚礼请柬都印刷好了，这位侦探才发现新郎已有家室。艾德玛的父母取消了婚事，把心碎的女儿送到欧洲旅行，以期修复她的精神创伤。旅行归来的艾德玛与父母住在一起，并在父母去世后成为付费女伴，她终身未婚，她当年那失败的婚约成为家族成员尽人皆知的一段悲剧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