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我入伍当了步兵，我们的部队番号是九十一步兵师三六二团，然后一下子从南方到了西北部的俄勒冈州。入伍后，首先进行基本训练。我视力不好，到练枪的时候，看不清靶心，但我学会了那些动作，怎么屏气，怎么举枪，怎么瞄准，怎么不紧张，然后根据上下左右距离，估计靶心位置，结果怎么着？全中，成了次等神枪手，胸前还挂了个牌牌。基
本训练结束后，我们就进行演习。那是在冬天，天气非常冷，我们有几个礼拜睡在雪地里，就一个睡袋，吃饭是拿个小盆，站在外面吃。非常艰苦。有一天，突然通知我去师部。我以为自己犯了什么规，要受惩罚。我经常犯规。有时候，指挥是个十足的笨蛋，还得每句话都服从，我心里不服，就犯规。
结果是一件预料不到的事。太平洋战争的第一年，美国的空军海军和日本的空军海军对峙，美国人要传什么信息，都得先转成密码，收到后还要解密，很慢。而日本人根本不需要密码，直接说日语，方便得很。美国没有人懂日语——其实也有人懂，就是美生的日本人，但这些人一股脑儿都被弄到集中营去了。美国人没办法，艾森豪威尔就发起了一个语言培训计划，由一些大学给军队培训亚洲语言人才，后来也培训欧洲语言。凡是上过大学的兵，都要进行测验。测验的办法是这样，拿给你看一种虚拟的语言，词语都是虚构的，再告诉你一套虚构的语法，然后让你翻译，让你念，看你的语言天赋。我就是被叫去参加测试了。我的语言能力不错，测试后一个礼拜，就让我到斯坦福去上学了。嗨，我真是从冰天雪地里爬出来去的斯坦福，感觉上天了。这是在1943年春天，三四月份。
原计划是让我学日语。到斯坦福一看，日文系主任是个FBI的老教授，阴森森的，令人讨厌。而且我也不想学日语，学了日语，一旦美国占领日本，就得长期在日本服务，而我还要回家继续我们的革命事业呢。我就动了换语言的念头。正好中文系（或许没有系，只是个部门）负责人陈受永（音，粤语发音是Chan Shau Wing)出了个新课本，价格是四美元，这在当时还算个钱，我去书店买了课本，去拜访作者，表示对日文没兴趣，想学中文。这个老教授人很好，他接受了我，后来他说我是他最好的学生。这样我就转学中文了。
开课第一天，我就爱上了中文。它跟美国人所能想象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一样，根本是另外一套。现在研究解剖学的学者发现，看汉字的大脑中心和看字母的大脑中心不在同一个部位，看汉字是从形象到意思，不需要通过发音。我一下子被中文迷住了。学中文的方法我觉得很先进，着重讲话，锻炼对话的能力。老师主要是讲句子，语法基本不讲。Situational Education，情景教育。有一定词汇后，三四个学生一起练习，设置一定的场景，如甲是跳伞的美国军人，乙是农民，丙是村长，让他们即席演出，事先没什么设计，只分配角色，就这样锻炼你对话的能力。我们一天学二三十个字，然后组词，然后用这些词进行练习。譬如有一场练习是这样的：先学会牛、羊、山、草、上、下等字，然后组词，牛羊、上山、下山、吃草，等等，然后就说：牛羊上山吃草，人上山不吃草。都是这老教授编的，我们觉得挺傻，但是有用。学中文当然有很多困难，如早和草，我听不出有什么区别。“吃”、“是”这些音怎么也发不出来，老念成“希、希”，西方人一般很难发出卷舌音。就慢慢练，慢慢练，硬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