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们美国共产党是坚决反战的，认为那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但到1941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那年6月，德国突袭苏联，苏联开始卫国战争，我们认为战争的性质变了，变成反法西斯战争了，反战的态度也随之变化。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人都很愤怒，民众参战热情空前高涨。
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我跟一个同志一起去报名参军。结果，他被接受了，我却被拒绝了，因为视力太差。征兵的人说，你以后也当不了兵，还是做点别的事吧。
这样，我又重新回到工人运动中。我在美国从事工人运动的最后一个任务，是组织骆驼牌香烟公司的工会。骆驼香烟公司在北卡州的温斯顿—塞勒姆市（Winston-Salem），这是家大工厂，却没有工会，工人待遇特别差。1932年，共产党曾在那里发起过一次工人运动，但失败了。我找到了一个当年积极分子的家，是一个黑人，我一进门，说我想重新组织左派工会，老人便对家人说：我告诉过你们，我就知道他们会回来。他儿子成了工会运动的第一个核心成员。
我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工人，就想到通过教堂进行宣传动员。那里的工人都参加基督教小教堂，类似中国的家庭教堂，他们不承认大教堂是真的基督教。他们相信神灵附体，然后又唱又跳，又喊又叫，有人打滚，有人晕倒，很热闹。小教堂的牧师依靠工人给点钱生活，都很穷。我跟他说，能不能在做礼拜之前让我讲五分钟，他同意了。要是工人拿钱多了，给教堂的捐献也会增加。就这样联系了一些烟草工人，形成了工会的核心。我们当时有四个组织员一起工作，有黑有白，有男有女，进展很快。
我接触的烟草工人中有个大个子黑人，他的工作是把一条条香烟装进大箱子，然后把箱子举起来，抛到墙根，在那儿摞成堆。他抛得很准，烟箱码得整整齐齐。有一天他跟我说，他们最近抽掉了一部分尼古丁，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我抛了几次，都没抛准。原来是重量减轻影响了他的瞄准。
骆驼牌香烟公司的大老板就是温斯顿市的市长，也是征兵委员会主席，所以，他很快就把我征兵了，不但视力没关系了，所有一切都没关系了。我能到中国来，还得感谢他。
家人没有反对我当兵。美国没有独子不征兵的规定，当时我父亲已经重病在床，家里其他人也不会反对，因为当时普遍的情绪是拥护参战。一入伍，我和美共的正式关系就告终结了，党员当兵入伍就得退党，这是共产党的一个规定，以防受到渗透军队的指控。但我和美共的关系还有余绪。因为我在FBI有案底，所以一直受到监视。有两件事让我知道自己被监视。第一件是发信的“特殊待遇”。对于一个军人，尤其是对于一个新兵来说，在枯燥而危险的军营生活中，收到家人朋友的信无疑是一件激动人心的重要事情，发信的时候，全连人集合，由连长或者上士挨个叫收信人的名字，但我的信从来不在这个场合给我，而需要我到连长那里去拿。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特别照顾我？他说：你是不是以前参加过什么组织？这些信大概已经被人看过了吧，不过我也没有几封信。第二件事是，有两个战友分别告诉我，说上级交待他们注意我，包括看什么书，与什么人来往。我也没有停止作为共产党员的个人活动。我每次去军营的图书馆，都很仔细地翻检书籍，所有含有反共内容的书，我都悄悄藏在大衣里面偷走，销毁掉，力所能及地清洗一下，不让其流毒。倒是一直没有被发现。我还组织了一个有四五个好朋友参加的学习小组，跟他们讲社会主义，也讲我所知道的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他们都很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