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一个地方的报刊，我很喜欢留意它们惯常使用的形容词与副词，尤其是那些和情绪相关的字眼。它们就像电邮和手机短信里的表情符号，是一套数量限定的格式，可以用来表达这个地方最常见或者最受欢迎的情绪倾向。
凭我多年翻阅大陆报纸杂志的经验，我发现“激动”和“动情”是两个出现频率相当高的词，一般被用来形容某些被访者说话时的语气，或者被这些受访者用来形容自己的心情。比如说：“看到解放军战士进灾区的雄姿，我非常激动”；“听到领导这番话，我觉得很激动”。又或者，“老人动情地表示，社会对他的关心，他永远难忘”；“大桥落成那天，他动情地说，这辈子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
我还发现，凡是“激动”和“动情”派得上用场的地方，必定是些很“正面”很“激动人心”的场合。它也许是天灾过后一位领导不辞劳苦地跑来现场亲切地慰问灾民，也许是一位劳动模范坚守岗位矢志不渝地服务人民。总之它不会是“负面”的，不会是一个考试考坏了的学生很“动情”地表示自己的一生完蛋了；更不会是一个盗匪被捕时说“被警员踩在地上的那一刻，我觉得非常激动”，尽管他们在那一刹那还真的十分激动。
假如你听说今天的中国人变得很无情很冷漠而且还很犬儒，不愿相信任何崇高的理念与价值，那么你就真该多看点儿报纸多读点儿新闻了。我们在这些文字里的中国人，是一群天真纯良的好人，并且十分浪漫，总是会为一些正面的消息而激动，总是会为一些好人好事而动情。
近几年流行“反三俗”，可是我连那“三俗”里的“庸俗”、“媚俗”、“低俗”都分得不大清楚。所以我拿起了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因为正是这部经典小说，把源自德文“Kitsch”的“媚俗”变成了文化界的关键词。在解释什么叫作“媚俗”的时候，昆德拉举出了当年捷克共产党政府庆祝“五 一”劳动节的例子：
那个时代，人们表现得都还积极或尽可能有积极的表现……游行队伍走近主席台的那一刻，即使是最愁苦的人都马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好像要证明那是他们应有的喜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表达他们应有的赞同……“五一节”汲取的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这一深深的源泉，游行队伍中人们发出的心照不宣的口号，并不是“共产党万岁”，而是“生命万岁”……恰恰是这愚蠢的同义反复（“生命万岁”）驱动了游行队伍中对共产主义思想仍旧完全无动于衷的人们。
公平地讲，昆德拉写出来的“媚俗”典范并不只是“冷战”时代的捷克政府，还包括了一些自以为是的人权斗士。在他看来，“媚俗”无非就是一种情绪的专制。这种专制的重点不在于控制人民的行为，也不在于控制每个人的思想，而在于控制他们的情绪。以正义和正确之名，它要求大家必须在恰当的场合表达出恰当的情绪，哪怕那些表达有点违心或矫揉造作。就像捷克“五一”节的游行和人权斗士抗议“赤东”的进军一样，一定是和某些光明伟大的价值相关。面对那么了不起的东西（例如“生命的伟大”），你不“讴歌”不“动情”不“激动”，难道要冷笑要恶心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