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官员也赶赴灾难现场，试图为自己所见到的一切给出理由。当助手敲响浴室门，通报一架飞机刚撞上世贸中心楼顶时，纽约市警察局局长伯纳德·凯里克（Bernard Kerik）刚在总部大楼锻炼完身体。一路以警笛和眩光开道，他和两位助手驱车来到世贸中心附近，在那里目睹了人们从北楼坠楼身亡。凯里克下达了全城警力动员令。没过多久，第二架飞机撞上了南楼，飞机的碎片和机身部件掉落到下面的广场上。（由于看不见飞机，警察局长的保镖赫克托·圣地亚哥[Hector Santiago]后来说：“老板本觉得这可能是炸弹。现在已经很清楚，是恐怖分子干的，他的神经立刻紧绷了起来。”[Fink and Mathias 2002: 106]）
凯里克和助手们一路狂奔，死里逃生。他们躲到了世贸中心七号楼的邮局后面。凯里克回忆道，在此之后：
我回头看，满目疮痍。这个时候，我能听见军用飞机和飞行员通过广播高喊，撞上大楼的是一架客机。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正在遭受袭击。我朝约翰（John）（皮恰诺[Picciano]，他的秘书长）大喊：快给总部打电话；但无法拨通。手机没有信号，我们只好用对讲机。我大喊：快派军用机封锁领空。我们急需空中支援，于是我朝这些家伙大喊：快派空中支援。
他们看着我，好像在说：“你他妈的有电话号码来呼叫F-16吗？”一副“我们叫谁？怎么叫？”的表情。
但军用飞机这时已经封锁了领空。他们已经调遣了部队过来。在那一刻，我下令全城宵禁。所有大桥和隧道一律关闭。不准一个人进城。不准一个人出城。我当时的主要担忧是，地面上可能会有二次袭击。他们正从上空袭击我们，但他们有没有在地面上做了什么？他们在地面上吗？我还在想，这他妈都谁啊？他们是什么人？你知道，当事情接二连三发生时，你试图理清头绪。你脑子里同时在想许多事情。（Fink and Mathias 2002: 110–11）
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加入了凯里克。市长给白宫打了电话，了解到还有一架飞机撞上了五角大楼，总统办公室工作人员正在疏散白宫（布什[Bush]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纽约分遣队在世界贸易中心的残留建筑物附近设立了一个指挥中心，却随即遇上了南楼的倒塌。他们将临时指挥处转移到位于东二十街的市警校内。那一天的表现给了凯里克和朱利安尼在全国政治舞台大放光彩的机会；凯里克因此在2004年被提名为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人选。
本书是何理由？
在寻找理由时，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目击者遵循了极为普遍的人类惯习。我们甚至可以将人界定为理由给定的动物。按照定义，其他灵长目也使用语言和工具，甚至有其文化；但只有人在年少时开始给定和要求理由，并在日后的生活中继续求问理由。
理由对“X为什么（做了或应该）做Y？”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条有理的答案。X可以是你，如果你向我解释为什么在会面时迟到；也可以是我，如果我解释自己如何中了彩票；还可能是撞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劫机者。X并不一定是一个或一群人；X可以是上帝、邪灵、伊斯兰教、共产主义，或者干脆是“他们”。 X可以是个人、群体、组织、类属、势力，也可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X引起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