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尼根没有解释他的分数是怎么得来的，但如果西方和东方战争能力的比率在3∶1~5∶1这个范围的话，必然要设想投资收益是递减的，因为美国的军费开支远远超过中国，2000年时双方的比率为9∶1~21∶1。在技术的复杂精密性方面也应大大加权，因为美国占有巨大优势的是复杂的技术密集型武器，如洲际弹道导弹、反导弹系统、隐形轰炸机、精确制导导弹和航空母舰，而不是诸如冲锋枪和手榴弹之类的简单武器。美国在电子战方面领先多少，还须继续观察，但20 0年和20 2年分别利用“Stuxnet蠕虫病毒”和恶意程序“火焰”发动的网络攻击分别获得成功，表明美国的优势相当大。
美国及其盟友在击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低技术敌人时所遇到的困难，表明唐尼根的假设有其价值，但也有证据显示，这些困难既源于战略和原则的失误，也与西方战争能力固有的局限性有关。还有一些军事分析家认为，投资实际上是收益递增的，在信息处理技术不断完善和信息传输系统越发精确的驱动下，军事革命已经给作战方式带来了极大改变，程度不亚于现代早期欧洲的军事革命（速度却要快得多）。1991年和2003年对伊拉克常规部队“一边倒”的战争，证明这种观点也有其价值。军事革命似乎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国与国之间交战的方式，扩大了西方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战争能力方面的领先优势，但对于占领和安抚战败国却没有多少影响。
公元2000年西方和东方战争能力的对比大致为20∶1，比唐尼根提出的3∶1~5∶1要高得多。这将是历史上西方和东方战争能力最为悬殊的比率，甚至使19世纪和20世纪的比率都相形见绌，但是，公元2000年时东方和西方军事力量方面巨大的技术差距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如果我的估计是合理而准确的，在社会发展指数上，与西方的250分相比，200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只能得12.5分。如果唐尼根的估计更准确，那么2000年东方可得48.17分（图5.14 中估计的“低分数”）或75.54分（“高分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