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可靠的政府统计数据不会在历史上回溯太远，而且（像西方一样）农民家庭用于燃料、房屋、衣服等的生物量缺乏量化的资料，使得问题更为复杂。1900年，日本烧了300万吨煤（大致相当于每人每年消费500千克，或者略高于每人每天500千卡；而1903年英国的消费水平为1.81亿吨煤＝每人每天4.36吨＝大约每人每天40 000千卡），以及只能称之为微量的石油。然而，随着18世纪和19世纪人口压力的增大，生物燃料的使用也越来越高效和密集，而资源基础在逐渐弱化，也许堪与十八九世纪西北欧先进的有机经济体相比。总之，各种不同的资料表明，19 00年东方核心地带日本的能量获取水平低于每人每天50000千卡。
20世纪初期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相对记录得比较好。煤和豆渣肥料在 19世纪时已经得到广泛应用。1900年时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于日本，一些地方实际上还在下降，但能量获取水平肯定高于每人每天40 000千卡。
19世纪东方（尤其是中国）的生活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激烈争议，以致成为西方统治的长期注定论和短期偶然论争执的主要战场。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历史学家中主导的理论是，中国经济在1400~1900年是停滞的。例如，安格斯·麦迪森估计，中国的人均GDP在公元1000~1500年，从450美元增长到了600美元（以 1990年吉尔里－哈米斯国际元表示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然后在1500~1820年，一直停留在500美元没有变化。同样，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认为，中国农业在中世纪经历了强劲的增长和变革后，于元朝（1271 ~ 1368年）达到了其极限，自那以后最优的实践方法从中国南方农业核心地带传遍了全中国，但基本上没有再出现重要的新技术。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观点，中国在宋朝（960~ 1279年）接近于工业起飞后，就陷入了一个他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传统的依靠肌肉力量和水力的技术达到了其效率的极限，但却没有足够的诱因跃升到使用化石燃料的技术。无论是含蓄还是直率，此类观点都认为东方核心地带的人均能量获取水平，从1368年明朝建立到19世纪40年代欧洲人入侵，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这些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遭到了猛烈攻击，部分是因为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向学者们开放了大量明朝档案，历史学家们从中发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丰富证据，特别是清朝（1644~1912年）的证据。彭慕兰尤其主张，18~19 世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轨道，与西欧的发展轨道更多的是相似而不是差异。他认为，中国原始工业化形式与工业革命是类似的。彭慕兰还提出，清朝时期的中国尽管人口迅速增长，生活水平却是在提高中。按照他的计算，19世纪典型的中国成年男子每天消费2386~2651卡路里的食物，与英国的水平是大致相当的。中国人消费的食糖、烟草、蜡烛、家具和肉类的数量似乎也在上升中，而棉质衣服已普及寻常百姓。
为1400~1900年的东方勾勒出的农业退化的悲观的旧画面，仍然有其捍卫者，但随着东方实际工资和农业产量的长期资料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在两种理论中折中是最为合理的。悲观主义者们认为，1600~1800年农业劳动者的人均产量的确是下降了（见图3.19），但仍然相当高，晚至170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可能仍然比欧洲任何地区的都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