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市场和做营销是有区别的，做市场哪怕只有1%的可能都要付出100%的努力，做营销若没有80%的把握就不可能轻易下手。对于美国高铁项目，南车集团和GE公司都是在做市场。
2011年5月，中美第3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我作为中方企业家参加了中美企业家的对话。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说，这次中美对话，她最看重企业家之间的对话。对话采取午餐会的形式，地点选在白宫斜对面专门接待国宾的布莱尔宫。中方的6位企业家从驻地乘客车前往。布莱尔宫前的街道已经封闭，客车停在距布莱尔宫100米处，然后我们下车步行前往，我想这一定是出于安保的考虑。中方企业家先到了，随后美方6位企业家到了，在一间很小的房间里，我们相互交换了名片，站立着闲聊并等待着官员们的到来。
隔壁一间比刚才稍大一点儿的房间里，桌子围成了一个四方形，记者照完相就被请出去了。对话由美国财长盖特纳主持，中国副总理王岐山、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分别发表讲话，然后从可口可乐董事长开始逐个发言。我是第4个发言的人。我谈及：“刚才可口可乐董事长穆泰康先生说了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远多于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的情况，这种情况的确不平衡。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才刚刚开始，只有几年，而美国到华投资已有二三十年了。我认识的很多中国企业家朋友都希望到美国投资，但对美国的投资环境、政府的相关政策不了解，如果美国政府能像中国政府那样热情地对待外商，如果美国政府能提供高铁建设更为详尽的投资计划，我们的决心才好下啊……”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讲到在美开展金融业务受阻的情况。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介绍了他们治沙的成果并希望中美企业家共同关注全球沙漠化的问题。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则对在美开展业务充满信心。浙江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威凯迪尚凯尼时装公司总经理张诗哲、科锐公司CEO斯瓦伯达、杜克能源公司CEO罗杰斯、利宝互助保险集团CEO凯利均依次发言。对话后，盖特纳提议请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和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作总结发言。陈德铭说：“希望美国政府不要将政策放到玻璃箱里，只看得见摸不着……”美国人都走了，在一个不到200平米的小院里，中国企业家们和王岐山副总理轻松愉快地交谈着。王岐山对我说：“中国的高铁一定要打入美国市场。”
美国的高铁梦由中国人去圆是最现实的，因为中国有钱、有技术，还有勤劳的人们。不过，也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喜欢高铁。2011年和2012年连续两年我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2012年的评选理由竟是“2011年的灾难性事故，让中国高铁备受争议。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南车后来时速高达500公里的‘试验动车’并没有赢得太多的喝彩。但是，作为中国南车掌门人的赵小刚从来没有怀疑过铁路的发展会是未来5年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和媒体的对话中，他提到美国的高铁发展受成熟的航空业制约，而中国民航、高速公路和高铁相辅相成。其中铁路发展对降低中国高物流成本至关重要。”没有公司的经营业绩数据，仅凭个人的一些观点就能上榜，美国人做事真是与众不同。
2011年“7·23”特大铁路事故后，有人提出质疑：正在研发的更高速度的试验动车组要不要暂停？我听到质疑声之后，当即拿起电话对南车四方的主要负责人说，研制计划不能推迟！2011年12月23日，被命名为“剑”的时速500公里CIT500型更高速度试验列车如期在青岛下线，这没有引起媒体的太多关注。2012年4月，该动车组在青岛四方的国家工程实验室跑出了每小时605公里的速度，再一次证明在超高速稳定性研究领域，中国已走在世界高铁的最前沿，媒体依然置之不理。可能媒体认为，“7·23”特大铁路事故发生以后，高铁在降速，你们还在研究更快的速度，是不是有点儿不合时宜？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自己的高速试验列车，而法国、德国、日本都有。试验列车的设计时速为500公里，并不等于今后要开发时速500公里的商用车，而是为高速列车相关基础理论、关键技术研发、集成技术与应用研发搭建一个高水平的试验平台。南车集团这个项目投入2亿元资金，占总投入的95%以上，并通过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计划（863计划）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安排，做到“应用一代、试验一代、研究一代、储备一代”，为我国高速列车相关基础理论、设计技术、工程技术与新材料、新工艺、新部件提供了试验验证平台，为高速铁路成为最安全的大容量运输方式奠定了核心技术和装备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