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南车与西门子的竞合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西亚市场，双方精诚合作，联合投标，一举打败竞争对手；如法炮制，在印度新德里两家企业的合作所向披靡。可是，庆功宴上的“海誓山盟”还余音未了，在马来西亚、南非市场，两家企业已经打得不可开交、昏天黑地，这种“香槟加拳脚”的场景恐怕还得延续。
尽管如此，西门子仍是令我尊敬的企业，特别是它的那种严谨、干练、执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风格令我敬佩，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南车集团。
20年了，南车与“狼”共舞，不舍不弃，又若即若离，双方的合作就像探戈舞步一样美妙绝伦。南车这只被中国儒家文化熏陶了上百年的“羊”没有被吃掉，相反也变得有点儿狼性了。在我眼里，西门子的竞争策略也比以前“温柔”多了。
时间追溯到1991年，铁道部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这家作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已经走过了近10年的发展之路，我作为当时主管经营的副所长，一封由外经贸委转发中国驻欧洲某国大使馆的明传电报让我感到十分吃惊。电报大意为，欧盟组织要求各成员国在对华经济交往中停止技术转让，可在华建立可以控制的合资企业展开经贸活动。欧盟对华政策的调整恐怕有两点原因，一是中国还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果欧盟各国对中国大面积输出技术，担心知识产权会得不到法律方面的保护；二是西方国家对华已开始实施新的制裁。
1992年，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一年。铁道部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株洲所）和铁道部株洲电力机车厂（株机厂）几乎同时与西门子接触并洽谈合作事宜，该项目自上而下布置下来。如果说，10年前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将株洲所这池平静的湖水搅得波涛荡漾，那么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在株洲所更是掀起了巨浪。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永远是这样，他们不会“安分守己”，一旦有机会，他们一定会激情四射，将所有能量释放出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极大地鼓舞了株洲所改革的热情，班子成员的思想十分统一：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通过与西门子公司的合作，使自身获得全新的发展。
然而，西门子公司可不是这么想的，但它对株洲所那些信誓旦旦的表态，确实迷惑了许多人，殊不知这是西门子表演给中国政府看的。西门子认真研究过株洲所的实力，清楚地了解到20世纪80年代株洲所从美国GE公司、瑞士布朗?勃法瑞（BBC）公司、奥地利普拉塞公司分别引进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大型养路机械的牵引控制系统并大获成功，这在当时的发展中国家是绝无仅有的。西门子深知株洲所就是自己未来最强劲的竞争对手。
5年的时间过去了，株洲所与西门子的谈判毫无进展，株机厂的谈判进展也不大。1997年5月，铁道部一纸调令把我从株洲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任上调到株机厂任厂长。暮春时节，北京时常黄沙漫天。进京述职的重头戏是主管工业的傅志寰副部长找我谈话。傅志寰的办公室不大，两张单人黑皮沙发显得有点儿陈旧，他让我在沙发上坐下，这比坐在办公桌前或小会议桌旁要亲近一些。10多年前，我在他的办公室汇报工作，傅志寰能立马解决的问题不等你讲完他就会拿起电话马上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也会一一记在本子上。这种风格我一直沿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