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这种全面自由化刺激了私有企业发展，其中商业的自由化则助长了经济扩张。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大多数形式上的自由化是不必要的。某些国际流动自由即使在今天也是受控制的，特别是资本和劳力的流动，但在1848年则不然，那时的先进国家认为移民的自由流动是理所当然的，根本不需讨论（见第十一章）。另一方面，对于19世纪中期单纯固守“自由化将带来经济发展”信条的人来说，什么样的制度和法律变更会促进或阻挠经济增长是太过复杂的问题。在英国，大繁荣时代甚至在1846年《谷物法》废除之前已经开始。不可否认，自由化带来各式各样的积极结果。例如在废除松德海峡的关税之后（1857年），哥本哈根发展得比以往更为迅速。在此之前，松德海峡关税一直阻碍着船只进入波罗的海。但全球性的自由化运动是经济膨胀的原因、附加物，还是结果？其程度如何？这些问题还有待探讨。只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当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其他基础欠缺之时，单凭资本主义本身是无法取得多大成就的。没有比新格拉那达共和国（Republic of New Granada，哥伦比亚）在1848～1854年间的自由化脚步更快的国家了，但是谁会说该国政治领袖向往的繁荣富强已立即或全部实现了呢！
在欧洲，这些变化使得人们对经济自由主义深信不疑，充满期望。这似乎是有道理的，至少对那一代人而言是如此。就单一国家来说，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自由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在每个国家都明显表现出繁荣昌盛。就算让工人拥有自由订立契约的权利，包括容忍那些强大到足以靠工人的磋商权而建立的工会组织，都不会对赚取利润构成威胁，因为“劳动后备大军”（如马克思所称）看来可以把工资维持在令人满意的低水平上（见第十一章、第十二章）。这些劳动后备大军主要是乡村百姓、从前的工匠和其他涌入城市及工业区的群众。乍看之下，国际自由贸易受到如此垂青，难免叫人吃惊，但英国除外。对英国人来说，首先，国际自由贸易意味着他们得以自由地在世界上的所有市场中出售更廉价的商品；其次，英国能迫使欠发达国家把自己的产品——主要是食品和原料——以低廉的价格大量卖给英国，并用得来的钱购买英国的工业产品。但是为什么英国的对手们（除美国）会接受这么明显的不利做法呢？（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由于他们不具工业竞争能力，国际自由贸易当然是有吸引力的。例如，美国南部各州相当乐意保持英国这个可以无限制销售其棉花的市场，所以强烈坚持自由贸易，直到被北方征服为止。）较过分的说法是：国际自由贸易之所以获得进展，是因为在这一短暂时刻，自由化的乌托邦令人衷心诚服，即使政府亦然，而且他们深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毋庸置疑，国际自由贸易的形成也深受经济要求的影响，而且经济要求似乎具有自然法则般的力量。然而，理智信念很少能比得上切身利益。事实是，大多数工业经济在这段时期都从自由贸易中发现两个有利之处：第一，经济在这段期间的普遍增长，与19世纪40年代相比确实非常壮观，所有国家皆从中受惠，英国受惠尤甚。无论是大量不受限制的出口贸易，还是大批毫无阻碍的食品原料供应，包括必要的进口供应，都是受人欢迎的。即使某些特殊的利益会因此受损，但自由化还是会带来其他利益。第二，不管资本主义各国将来的经济对立情况如何，在工业化的这个阶段，能够取得英国的设备、资源和技术，显然是对自己有帮助的。例如，英国铁路钢铁机器的大量出口，不但不会抑制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反而有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