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相当于现在的匈牙利国家版图内，革命却得到了马扎尔群众的支持，其中既有民族原因，也有社会渊源。农民认为，他们的自由不是皇帝赐予的，而是来自革命的匈牙利议会。在欧洲，匈牙利是唯一在革命失败后出现了类似农民游击战争的地区，其中著名的土匪罗斯察（Sandor Rósza）还坚持了许多年。匈牙利议会分为上院和下院，上院由妥协主义或温和主义的富豪组成，下院由激进的乡绅和律师控制。当革命爆发时，匈牙利议会只是上书抗议，而未采取行动。科苏斯（Louis Kossuth，1802～1894年）是一位能干的律师、新闻撰稿人兼演说家，他将在1848年成为国际上最著名的革命人物。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匈牙利议会才毫不犹豫地采取这项政策。匈牙利成立了由温和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联合执政的政府，并得到维也纳的勉强认可，所以就实质意义而言，匈牙利是一个改良过的自治国家，至少到哈布斯堡王朝采取征服它的立场时为止。库斯托札战役之后，哈布斯堡王朝迫使匈牙利人做出选择，或是投降，或是走上极端，尤其是在取消了匈牙利的3月改革法案并侵入这个国家之后。于是，在科苏斯的领导下，匈牙利人破釜沉舟，决定背水一战。1849年4月，他们废黜了皇帝（但没有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国）。在人民的支持和统帅戈尔盖（Grgei）的领导下，匈牙利不只做到自卫御敌，而且还曾打退奥地利军队。虽然他们最后还是被击败了，但那是因为奥地利人在绝望之际向俄国军队求助的缘故。向俄国求援是关键之举。8月13日，残余的匈牙利军队宣告投降——不是向奥地利投降，而是向俄国指挥官投降。在1848年的所有革命中，唯独匈牙利的革命失败既不是也不像是由于内部的软弱和纷争，而是被外来的优势军事力量所镇压。当其他革命均遭镇压之后，要避免被征服的机会实际上等于零，这是无可争辩的。
有其他任何选择可避免这种全面溃败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在卷入革命的主要社会团体中，就像我们见到的那样，当私有财产受到威胁时，资产阶级宁愿保持社会秩序，而不愿冒险去实现自己的全部计划。面对“红色”革命，温和的自由主义者遂靠向保守主义者。法国的“贵族们”，即那些负责处理法国政治事务的有钱有势而且受人尊敬的家族，立即停止了他们之间的争执，无论是波旁家族的支持者（Bourbons），奥尔良家族的支持者（Orléanists），还是共和国的支持者，他们借由新建立的“秩序党”，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阶级意识。在复辟的哈布斯堡王朝中，其关键人物有内政大臣巴赫公爵（Alexander Bach，1806～1867）和船舶业及经济界巨头布鲁克（Kvon Bruk，1798～1860）。前者原来是温和自由主义反对派，后者则是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这个繁华大城的要人。为普鲁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说话的莱茵地区银行家和企业家，本来希望实行有限度的君主立宪制，然而为了避免出现民主普选，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充当普鲁士复辟统治的支柱。为了报答起见，复辟的保守主义政权也非常愿意在经济上、法律上，甚至文化自由上对这些经济人做出让步，只要不是在政治上退让即可。就像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反动的19世纪50年代就经济方面而言，是一个有系统的自由主义化时期。在1848～1849年间，西欧的温和自由主义者有了两个重要发现：其一，革命是危险的；其二，他们的一些基本要求（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可以不用革命手段而得到满足。自此，资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力量。
激进的下层中产阶级，没有得到满足的技术工匠、小店主等等，甚至农民，他们的代言人和领导者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庞大的团体。他们构成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很少有别的政治选择。他们一般是站在民主的左派那边。德意志的左派要求举行新的选举，因为这些激进主义者在1848年后期到1849年前期，曾在许多地区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尽管到那时为止，激进主义者的力量并没有集中在大城市中，因为大城市已经被反革命者所占领。在法国，1849年激进的民主派获得了200万张选票，与其相比，君主派获得了300万张，温和主义者获得了80万张。知识分子充当激进派的活动家，尽管也许只有在维也纳才有学生的“学术团”（Academic Legion）形成实际的战斗突击队。把1848年称为“知识分子的革命”是错误的。知识分子在这场革命中的表现，并不比他们在多半发生于较落后国家中的革命表现来得突出，在那些较为落后的国家里面，中产阶层的主体就是由受过教育和识字的人——所有学校的毕业生、新闻记者、教师、官员所构成。然而，毋庸置疑，知识分子仍占有突出地位：例如诗人，匈牙利的裴多菲、德国的赫尔韦格（Herwegh）和费赖利格拉特\[Freiligrath，他是马克思《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编辑部的编辑\]、法国的雨果（Victor Hugo）和温和主义者拉马丁（Lamartin）；大学学术人员，多数集中在德意志（主要持温和主义立场。法国的教师们，尽管怀疑政府，但在七月王朝统治时仍保持沉默，在1848年则向“秩序党”靠拢）；医务人员，如普鲁士的雅各比（CGJacoby，1804～1851）、奥地利的费施霍夫（Adolf Fischhof，1816～1893）；科学家，如法国的哈斯佩（FVRaspail，1794～1878）；此外还有大批新闻记者和出版业者，其中科苏斯在当时最有名，马克思则被认为是作用最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