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8年的所有革命当中，都存在一些导致它们失败的相同原因。它们是——在事实上或当时的预期中——穷苦劳动者的社会革命。所以，它们吓跑了被它们推举到权力显贵地位上的温和自由主义者——甚至一些更激进的政治人士——就像吓跑了旧制度的支持者一样。皮德蒙特地区（Piedmont）的加富尔伯爵，这位日后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著名缔造者，在几年之前（1846年）便对这种运动的弱点有过批评：
倘若社会秩序真的面临被破坏的威胁，倘若社会秩序所依赖的伟大原则遇到严重的危险，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那些最激烈的社会反对派人士，以及最热情的共和主义者，就会率先转投保守党阵营。因此，真正进行革命的人，无疑是那些穷苦的劳动者，是他们战死在市区的街垒中。在柏林3月战斗的300名牺牲者中，只有15名人来自受过教育的阶层，约30人是工匠师傅；在米兰起义的350名死亡者中，只有12名学生、白领工人和地主。是他们的饥饿促使他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并使之转变成革命运动。在革命地区的西半边，乡村相对而言较为安静，只有德意志西南部出现了比以往更多的农民起义，而其他地区对农民起义的异常恐惧足以使人忍受现实，尽管在像意大利南部这样的地方，没有人需要运用这么多的想象力。这些地方的群众纷纷自发地摇旗打鼓，走出家门，瓜分大地主的土地。但恐惧足以使这些地主三思而行。匈牙利议会（Hungarian Diet）在听到诗人裴多菲（SPetfi，1823~1849）领导了一支农奴起义军这一讹传之后，便做出尽早在3月15日立即废除农奴制度的表决，不过几天之后，帝国政府为了挖去革命的农民基础，立即颁布了在加利西亚（Galicia）废除农奴制度、在捷克废除强制劳动和其他封建义务的法令。无疑，这是因为“社会秩序”陷入险境的缘故。
农民起义的危险性在不同的地区情况不一。农民能够而且确实会被保守的政府收买，尤其是在那些他们的领主或剥削他们的商人和高利贷者恰巧是另一个“革命的”民族的地方，如波兰人、匈牙利人或日耳曼人。德意志的中产阶级，包括莱茵地区自信正在蓬勃成长中的企业者们，不可能强烈担忧任何立即可能会出现的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政权，因为除了科隆（Cologne）和柏林之外，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几乎不存在。在科隆，马克思设立了他的总部；在柏林，共产主义者鲍恩（Stefan Born）组织了一次相当重要的工人阶级运动。然而，正像1840年以后的欧洲中产阶级认为他们在兰开夏事件的硝烟中看到了他们将来的社会问题那样，他们也认为他们在巴黎的街垒后面看到了另一种未来的社会问题。巴黎是革命的先驱地和输出地。二月革命不但是“无产者”促成的，而且是具有自觉性的社会革命。其目的不仅是建立共和国，而且是要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其领导人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其临时建立的政府中，事实上就包括一名名副其实的工人——机械工阿尔伯特（Albert）。在革命的最初几天，起事者还不确定是应该用三色旗好，还是该用社会主义革命的红旗。
除了民族自治或独立成为问题的地方外，1840年以后的温和反对派既不要求革命，也不真正参加革命；而且就算是有关民族问题，温和主义者也宁愿采取谈判和外交的办法，而不用对立的方式。无疑他们需要得到更多满足，但他们更乐意寻求让步。那些如沙皇般愚蠢无知而且傲慢自大的专制主义者，迟早都得被迫让步，这是显而易见的；而通过国际造成的变化，迟早会被决定这类事务的“强权”寡头们所接受。现在他们既然被穷人的力量或巴黎的模式推到革命之中，他们自然想尽可能地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有利局势。然而，实际上经常是在一开始他们对左翼的恐惧都会超过旧制度。从巴黎街上的寨垒建起伊始，所有的温和主义者（像加富尔认为的那样，也有很多激进主义者）就存在着转变成保守主义者的可能。当温和主义者的观点快速地转换和弃守的时候，民主激进派中的不妥协者——工人——遂受到了孤立，或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保守主义、先前的温和主义以及旧制度，即法国人所称的“秩序党”（party of order）的联合。1848年革命终归失败，其原因在于革命中的决定性对立双方不是旧制度和联合一致的“进步力量”，而是“秩序党人”和“社会主义革命者”。发生关键性敌对冲突的场合不是2月的巴黎，而是6月的巴黎。在巴黎的6月起义中，工人们因处于孤立的地位而被打败并遭到屠杀。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战斗，视死如归，伤亡惨重。总计大约1 500人在街道战斗中丧生——其中政府军大约占三分之二。富人对穷人的仇恨在此表现得非常明显，正是这种仇恨使得失败后的穷人有大约3 000人遭到无情的屠杀；另外还有12万人遭到逮捕，他们大多数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的苦工营去了（巴黎二月革命约有370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