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核心的发展趋势也大同小异。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公元960年，中国又重新统一。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原本只是一个将领，但是他认识到：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已经使许多精英阶级人士感觉到中国理应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只要时机恰当，他振臂一呼，人们就会响应他，而非对抗他。如果需要运用武力，他也及时地加以利用。但与前人试图统一东西两个核心的情况不同，当时多数国家以和平方式向他屈服，表示接受宋朝的统治。
宋太祖还认识到，军队将领是前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于是他设法消除这个威胁。官方史料记载，宋太祖邀请那些将他推上皇位的将领赴宴，随后“杯酒释兵权”。表面上，他向这些将领敬酒，恭贺他们达到了退休年龄（那些将领事先完全不知情）。实际上，他将这些将领解职，撤销其兵权。就这样，宋太祖发动了一场出人意料的不流血的政变，此后需要调动军队时，通常都是他自己统领全军。
宋朝从军事政府向平民政府转变，从而极大增强了人们对于和平统一的广泛愿望。但不足之处在于，中国当时仍有敌人，尤其是两个半游牧民族—契丹人和党项人，他们已经在中国北方边疆地区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这些威胁可不是酒能解决的，于是在失去整个军队且整个国家遭到覆灭危险之后，宋朝又走上了送礼求和的老路。
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办法奏效了，和塞尔柱人颠覆西方核心不一样的是，契丹人和党项人没有颠覆东方统治核心。和之前的几个朝代一样，宋朝持续的送礼求和策略以及边防驻扎并未真正起到维护和平的作用，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濒临破产。到公元11世纪40年代，宋朝政府维持的是一个百万之众的庞大军队，每月消耗数千套铠甲、数百万弩箭—这与宋太祖的设想背道而驰。
一些将领希望能够出现一些神秘武器，帮助中国免于再次陷入与草原民族的对峙僵持状态。公元850年左右，道家的炼丹术士发现了一种火药原材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材料是在寻找长生不老药的过程中寻得的）。到了公元950年，一些画作描绘了人们使用竹管互相喷射燃烧着的火药的情景。公元1044年，一本军事手册中描述了一种“火药”，包裹在纸或竹子之中，由弹弓发射。然而，这种火药的杀伤力不强，而且爆炸声会使马匹受到惊吓，而敌人却几乎毫发无损—至少当时如此。
由于技术上缺少重大突破，宋朝军事发展急需更多的金钱，可是援助来源却出乎意料。其中一个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使中国深陷动乱以来，许多学者开始质疑人们对于外来事物的热衷，他们认为这种热衷带给中国的只有突厥人的入侵以及社会混乱。自汉代灭亡之后，对于那些幻想破灭的贵族们来说，长达5个世纪的时间是一段野蛮残酷的插曲，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腐坏堕落。他们认为，其中最有侵蚀性的外来入侵者是佛教。
公元819年，学识渊博的诗人韩愈写了《谏迎佛骨表》呈给皇帝，以表达他对于大众歇斯底里情绪的恐慌，这种情绪爆发是因为宪宗要将佛骨迎入宫中供养三日。韩愈称：“佛者，夷狄之法耳。”当佛教盛行于中国的时候，他就宣称：“当时群臣才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然而，当时的知识水平极为优秀。知识分子们学着去思考、描画，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学习像古人一样写作，重新拥有了古典美德,拥有了挽救这个国家的能力。韩愈倡导古文运动，重现了古典写作的清新隽永和高尚道德，并且强调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