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干涉论”的代表，主要是国家主义媒体《国民新闻》和《报知新闻》，其理论代言人是启蒙思想家德富苏峰。《报知新闻》在11月11日和14日，连续两次刊发社论，说什么“清国的祸乱关乎我国之荣枯盛衰者甚大。对彼我两国的危机，理应加以堵塞”云云，力挺干涉论。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三。第一是基于维护天皇制的立场，认为“清国新立共和政体，与我帝国皇室中心主义迟早会发生冲突”。第二是从帝国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我国如在此节骨眼儿上，对他国叛乱示以同情的话”，对刚刚通过“日韩合并”置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鲜民”可能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日本“一边在国内禁止危险思想传播，同时却容忍国外的危险行动，在理论上是矛盾的”。第三是出于日本国内政治的现实需要，即日本军部希望以中国革命为借口和契机，实现军扩（目标是增设两个师团），其声浪之大，势难阻挡。
两派舆论针尖对麦芒，势不两立，正面对决，旗鼓相当。在这种两极对峙的强磁场辐射下，各派政治势力迅速集结，重新洗牌。结果，便上演了一场乍看上去有些分裂，其实却高度成功的对华外交秀。无论各方的初衷如何，就结果而言，这不失为一次“官民并举”的朝野互动。如此高难度而又极富戏剧性的“双簧”演出，在日本外交史上，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成功案例。
1911年10月16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命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向清廷通报日本将对华提供武器援助，以讨伐革命军。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成立湖北军政府，革命烽火迅速蔓延，各地纷纷宣布独立。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再次请求日本政府提供武器。第二次西园寺内阁以东三省特殊权益为条件，答应了清廷的请求。在10月24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日本制定了维持满洲现状，在与诸列强协调援助清朝的同时，向中国本土发展势力的应对方针。
与此同时，日本顺应国内同情革命的舆论，向中国派出了“民间外交”使团，力挺孙中山革命。那个时代日本所谓的“民间外交”，虽然参与者身份上非“公人”，但无论外交目标还是活动资金，都与政府和财阀高度捆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由右翼政党团体大佬和资深日本浪人组成的使团，成员清一色是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崛起的志士，也是不折不扣的国家主义者（虽主张“民权”，却把实现“国权”作为实现“民权”之不二路径），与孙中山个人有笃厚的私谊（孙中山在历次革命失败、流亡海外的漫长岁月中，于公私两面均蒙受这些日本人的关照，彼此间有很深的互信）。
这些日本浪人虽然国家主义的大背景和政治成色大致相当，但具体的外交主张和策略却不尽相同。“玄洋社”创始人头山满和“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二人，国家主义色彩最为浓厚，其终极的外交目标是确立日本版的“华夷秩序”。说白了，就是他们试图把中国纳入以日本为核心的分层秩序结构中，就像古代中国对周边的蛮夷小国那样，受贡以怀柔。当然，受制于国际关系现状，要想实现如此“宏大叙事”的外交目标，只有推进作为“华”的日本的大国化，客观上，合理化甚至肯定对视为“夷”的中国的傲慢、欺辱与侵略；落实到现实的政治路线图上，就是作为对支援中国革命的回报，觊觎日本的“利益线”—满蒙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