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帝国，中国到了19世纪之后，被全球化的资本—权力体系边缘化，开始了民族国家化的历程。然而，作为一个有着庞大人口、国土、资源和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其文明内部一直有着再造帝国的原始冲动。拿破仑所称的这头“东方沉睡的狮子”，要么不醒来，一旦苏醒，就不会甘于仅仅作为一个边缘性的民族国家存在，她一定会走向世界的中心，天生就是一个帝国的命。在邓小平决定打开国门、加入世界体系之后，中国逐步从世界资本与权力体系的边陲走向半边陲，随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进入了世界体系的中心。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在国际社会已不再是受屈辱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个世界帝国被尊重和对待。
世界帝国之间的争霸，不仅是看实力的高下，更取决于文明的制度和话语的较量。迄今为止，全球的文明话语权依然在西方手里，西方也继续显示出政治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崛起的中国无论是在文明话语的塑造还是制度的合法性建构上，依然处于不稳定的过渡状态。中国步入了全球的经济中心，但尚未成为国际事务的政治中心。30年的闭关锁国和30年的韬光养晦、改革开放，中国对全球事务依然不那么熟悉，对国际法则和普世价值还有相当隔膜。在文明的意义上，中国并没有准备好扮演一个世界性大国的角色。一个拥有世界第二实力的大国，陷入了文明的迷茫之中。
美国汉学家白鲁恂说中国是一个用民族国家伪装的文明国家，按照中国的本性来说，这话不错。然而伪装得时间长了，“假作真时真亦假”，今日的中国真的忘记了自己的文明本性。文明国家考虑的是天下，而民族国家想的只是主权；文明国家追求的是普世之理，而民族国家在意的只是一己之势。自晚清以来，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势力打怕了，越来越重视势，而不在乎理，以势代理、势就是理，在中国似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基辛格在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和会谈时，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在中国人看来，国家利益胜过其他所有的原则，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是由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决定的，再无其他。今天的中国从上到下，从政府到媒体、知识界，所熟悉和操作的都是民族国家的话语，从主权政治和地缘政治角度观察世界、为中国定位，唯独陌生的是超越国家利益的普世文明。我们不再用世界通行的文明话语为自己辩护，也不明白对国家利益的最好守护乃是站在文明的制高点上。美国之所以持续强大，不仅在于军事、金融的统治力，更重要的是掌控了文明的话语权。难怪北京一位学者如此感叹：毛泽东解决了中国的挨打问题，邓小平解决了中国的挨饿问题，但至今中国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挨骂。为什么挨骂？因为普世文明的话语权不在中国这一边。
中国在富强方面的崛起，其潜力已经基本穷尽，要进一步发展，成为改变天下的世界民族，下一步就是文明的崛起。拿破仑曾说过，最好不要唤醒中国这头睡狮。这是拿破仑作为伟大战略家的深谋远虑，中国这个帝国一旦苏醒就不得了，一定会震撼整个世界，改变世界历史。但这一切仅仅是“应当”，要将“应当”转变为“可能”乃至“现实”，首先要改变的是中国自己。如何从民族国家的思维回到文明大国的天下主义思维，如何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内化到为人类贡献的世界民族当中，如何从全球的世界工厂走向文明的思想工厂……这些问题都值得今天的中国人重新思考。
今日的世界精神，就是各轴心文明和民族国家所公认的普世和主流文明。对于至今还迷茫于“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的中国来说，在“外在成就”辉煌、综合国力崛起的今天，在内在的文明建构上，究竟是要当主流文明的追随者还是反抗者，抑或发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