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富强相比，文明指的是一套价值观。现代文明的秘密，严复在19世纪末就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是一种文明，是一套现代的价值观。自由与民主是人类生活最值得追求的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因为唯有生活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人类才有可能活得比较有尊严，过比较符合人性的生活。这就是文明的生活。
富强当然也是一种可欲的价值，那么富强与文明这两种价值，何种更有价值呢？严复、梁启超知道，西方之所以能够打败中国，乃是它们既富强，又有文明。文明虽然很重要，但中国的亡国灭种危机太急迫了，国家太落后了，文明可以治本，但救不了急；富强虽然只能治标，却可以挽救国运。两权相衡，还是富强更重要。中国最急迫的问题是改变落后挨打的局势，迅速富国强兵，提高国民的竞争力，而文明的目标可以缓行一步，甚至按照对中国影响很大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说法，文明虽然是终极目标，但在现阶段，只是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的一种手段，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
富强之所以会压倒文明，当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西方的“两张面孔”问题。戊戌维新之后，中国拜西方为师。但这个老师老是欺负学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西方文明所到之处，到处都是血与火。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非常困惑。杨度是晚清思想最深刻的士大夫之一，他发现当时只有文明的国家而没有文明的世界，世界各国对内都讲文明，对外都行野蛮。杨度的观察是准确的，在西方政治学里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对内用洛克主义，讲自由平等，对外用霍布斯主义，生存至上，弱肉强食，遵行丛林法则。
西方世界向东方扩张，其背后有一套文明的理由。我拥有比你更高级的文明，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征服。西方的文明是通过野蛮的扩张得以实现的，所以近代西方有两张复杂的、交杂在一起的面孔。自由主义者会强调西方人自由文明的一面，而新左派会更多地批评西方人野蛮扩张侵略的另一面。文明与野蛮这两面在西方内部也不断冲突，具有紧张性。世界发展到今天，文明的一面在强化，殖民主义的野蛮一面逐渐不具有正当性，只能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但是在19世纪的时候，西方人是赤裸裸地以强权的方式、用野蛮的方式推广文明。
面对西方的两面性，杨度认为既然西方有两手，我们也要有两手来对付它们，我们今天遇到的国家为文明国，所谓不文明不足以立国，但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是野蛮世界，则不野蛮不足以图生存。也就是说，中国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文明对抗文明，以野蛮对付野蛮。对内讲文明、对外讲野蛮，这套逻辑发展到极致，便是外交决定内政，当务之急是亡国灭种，因此富强比文明更为紧迫。
国内曾出版过一本畅销书《中国不高兴》，作者也是用这套逻辑，将美国看作最主要的外敌，认为中国现在不用再韬光养晦了，该做的做、该说的说。甚至认为为了获得必要的外部压力，唤醒民族的觉悟，中国需要再打一次败仗！这本书看起来是反抗西方的先锋，事实上却是西方在东方最优秀的学生，而且学的是近代西方最糟糕的野蛮这部分，青出于蓝却不如蓝。为什么呢？因为近代西方的野蛮性还有文明一面的制约，而《中国不高兴》模仿的是西方的强权逻辑，讲什么“持剑经商”，而不要西方的文明价值。假如到了2050年，真的像马丁·雅克所说的中国压倒了美国，建立了全球霸权，中国统治了世界，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胜利呢？是中国文明的胜利，还是西方精神的胜利？或许，到时候西方人会哈哈大笑：你们在实力上征服了我们，但你们却被我们的文化所征服，而且是已经过时的、最糟糕的19世纪帝国主义精神所征服！是的，假如到了2050年，中国抛弃了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近代文明，学的只是近代西方的富强精神，即使中国能统治世界，但最终的精神胜利者依然是西方。假如你一定要说是中国文明胜利的话，这个中国文明恐怕不是文质彬彬的儒家，而是迷恋富国强兵的法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