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冬妮娅(23)

“为什么要拒绝呢?美好的东西就不应该拒绝,应该与大家来分享才对。”

结果她马上接上话说:“我不想让大家来分享我的歌声,要是你真的认为我唱得好,并且喜欢我唱歌的话,我倒是愿意专为你唱,只为你一个人而唱。”听她这么一说,我感动、激动得不行,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有在心头一劲儿地反复:“多好的人!多么善良的姑娘啊!我的天!”

从此以后,那自然就成了一个惯例:每个星期天我几乎都是在王雅玲家度过的。她为我做饭,为我唱歌,给我讲他们北方的故事、老家的趣闻。午饭仍是那么丰盛,吃得仍是那么漫长、静静悄悄、无声无息,歌却越唱越动听,越听越悦耳。那些个星期天过得非常特别,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成了一种永恒的记忆。那是一个个被美食、美境、美情、美声所环拥、所浸润的生命的节日,是一段段泼满了葡萄酒香、散发出幻美醉意的青春诗意时刻。

按理说,一个男生星期天到一个女生家做客,吃顿饭,听支歌,这是太正常、太自然不过,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担惊受怕的,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举动带给我的感受却是异常矛盾与复杂。我觉得我的生活与我的同学比起来,更具有一种双重、另类、“反常”的性质。一方面,我把它视为一种天赐恩宠、伊甸美景,是一种人间最应该经历的生活的幸福;另一方面,我又把它看成一种极不道德、极不体面的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情感流露,是一种自私自利的非事业、非英雄、非无产阶级式的欲望表达。因为这种做法和我们所受的教育不符,与家长和老师所要求的相背,更是与整个社会所提倡、所弘扬的那种东西相抵牾,所以,每次到王雅玲那儿去,除了感受到幸福、美好,同时也感受到心虚,感受到罪责,总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偷偷摸摸不光彩的事情,做一件羞于告人、恐于人知的事情。

有一次周末,王雅玲在学校吃过晚饭来我家,然后我把她送回8815。这次我们走的路线不是里仁街→张公桥→新村→8815,而是里仁街→北门桥→焊管厂→8815。这条路可能要近些,但要爬坡过坎儿走很长一段山路,所以非常难走。出门时,天还是晴的,但刚走到北门桥,一下子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四周狂风大作,发出一阵阵呼啸,吹得路两边的桉树东倒西歪,大幅度摇摆,摇摆得很夸张,只听得粗大的雨点子打在路面上噼噼啪啪直响,脚下到处跳的都是飞溅的水沫。天色骤然阴沉而阴森,放眼望去,四下里渺无人迹。除了风,除了雨,除了昏暗的天光、萧瑟的气象,仿佛世界上就仅有这两个正在淋雨的人。

我记得很清楚,由于当时在大路上,雨来得太突然,一时没地方躲雨,所以不出几分钟我们就淋成了落汤鸡。不仅被雨水灌得睁不开眼睛,而且被风吹得周身发冷,不停地打寒噤。于是,我提议:“我们快跑,或先找个地方躲躲雨吧?”可这时的王雅玲表现出了一种让我惊讶与感动的潇洒和大气,她对我说:“不跑,无所谓,就这样,很好!”

她本来走在我右边,这时,她靠近我,用手挽着我的胳膊。我把双手插在裤兜里,与她一起肩挨着肩漫步在大雨中。尽管雨水打湿了我们的双脚,风吹得我们的背脊发冷,但我们心里却感到温暖、甜蜜、幸福。我们就这样不慌不忙、慢慢腾腾、从从容容地淋着、走着……一直走到焊管厂后面的山坡。山坡上有一间孤零零的小房子,好像是一个破旧的工具棚。爬上山坡,雨仍然很大,这时天已经快黑了。由于起风,四周更显一片萧瑟与苍茫,尽管与王雅玲在一起,但仍使人感到有一种凄风苦雨的味道。我对王雅玲说:“我们休息一下吧,等雨小一些再走。”这次王雅玲没有反对。于是,我们走近那间工棚,背紧紧贴着墙,并排站立在工棚的屋檐下。一动不动,一直就这么站着,站了很久,没有说话,双方都把目光望向远方,眼睛盯着天空早已昏暗的尽头。

当雨逐渐变小,几近停住时,我们才开始重新上路。

那天晚上我都是在王雅玲的寝室里度过的。开初,我们一起坐在她那个房间聊天。由于她和她妹妹同住一室,房间里左右靠墙各摆了一张床(有点像今天的标准间)。两张床之间紧挨着窗的地方放了一张漆成金黄色的写字台,写字台上有一个小书架(或类似小书架样子的木架子),前面有一把靠背木椅。我们聊天时,她坐在木椅上,我坐在右边她的床上,始终保持着一人宽的距离。至于聊了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记得我们聊天时窗外一阵阵吹过的风声和雨水落在地上的“滴答”声。尽管有这种风声和雨声,但我还是感觉世界静到了极致,静到了尽头。尤其是夜愈深,这种静给我的体验愈是终生难忘,可以说前所未现,后不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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