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拒绝呢？美好的东西就不应该拒绝，应该与大家来分享才对。”
结果她马上接上话说：“我不想让大家来分享我的歌声，要是你真的认为我唱得好，并且喜欢我唱歌的话，我倒是愿意专为你唱，只为你一个人而唱。”听她这么一说，我感动、激动得不行，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有在心头一劲儿地反复：“多好的人！多么善良的姑娘啊！我的天！”
从此以后，那自然就成了一个惯例：每个星期天我几乎都是在王雅玲家度过的。她为我做饭，为我唱歌，给我讲他们北方的故事、老家的趣闻。午饭仍是那么丰盛，吃得仍是那么漫长、静静悄悄、无声无息，歌却越唱越动听，越听越悦耳。那些个星期天过得非常特别，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成了一种永恒的记忆。那是一个个被美食、美境、美情、美声所环拥、所浸润的生命的节日，是一段段泼满了葡萄酒香、散发出幻美醉意的青春诗意时刻。
按理说，一个男生星期天到一个女生家做客，吃顿饭，听支歌，这是太正常、太自然不过，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担惊受怕的，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举动带给我的感受却是异常矛盾与复杂。我觉得我的生活与我的同学比起来，更具有一种双重、另类、“反常”的性质。一方面，我把它视为一种天赐恩宠、伊甸美景，是一种人间最应该经历的生活的幸福；另一方面，我又把它看成一种极不道德、极不体面的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情感流露，是一种自私自利的非事业、非英雄、非无产阶级式的欲望表达。因为这种做法和我们所受的教育不符，与家长和老师所要求的相背，更是与整个社会所提倡、所弘扬的那种东西相抵牾，所以，每次到王雅玲那儿去，除了感受到幸福、美好，同时也感受到心虚，感受到罪责，总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偷偷摸摸不光彩的事情，做一件羞于告人、恐于人知的事情。
有一次周末，王雅玲在学校吃过晚饭来我家，然后我把她送回8815。这次我们走的路线不是里仁街→张公桥→新村→8815，而是里仁街→北门桥→焊管厂→8815。这条路可能要近些，但要爬坡过坎儿走很长一段山路，所以非常难走。出门时，天还是晴的，但刚走到北门桥，一下子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四周狂风大作，发出一阵阵呼啸，吹得路两边的桉树东倒西歪，大幅度摇摆，摇摆得很夸张，只听得粗大的雨点子打在路面上噼噼啪啪直响，脚下到处跳的都是飞溅的水沫。天色骤然阴沉而阴森，放眼望去，四下里渺无人迹。除了风，除了雨，除了昏暗的天光、萧瑟的气象，仿佛世界上就仅有这两个正在淋雨的人。
我记得很清楚，由于当时在大路上，雨来得太突然，一时没地方躲雨，所以不出几分钟我们就淋成了落汤鸡。不仅被雨水灌得睁不开眼睛，而且被风吹得周身发冷，不停地打寒噤。于是，我提议：“我们快跑，或先找个地方躲躲雨吧？”可这时的王雅玲表现出了一种让我惊讶与感动的潇洒和大气，她对我说：“不跑，无所谓，就这样，很好！”
她本来走在我右边，这时，她靠近我，用手挽着我的胳膊。我把双手插在裤兜里，与她一起肩挨着肩漫步在大雨中。尽管雨水打湿了我们的双脚，风吹得我们的背脊发冷，但我们心里却感到温暖、甜蜜、幸福。我们就这样不慌不忙、慢慢腾腾、从从容容地淋着、走着……一直走到焊管厂后面的山坡。山坡上有一间孤零零的小房子，好像是一个破旧的工具棚。爬上山坡，雨仍然很大，这时天已经快黑了。由于起风，四周更显一片萧瑟与苍茫，尽管与王雅玲在一起，但仍使人感到有一种凄风苦雨的味道。我对王雅玲说：“我们休息一下吧，等雨小一些再走。”这次王雅玲没有反对。于是，我们走近那间工棚，背紧紧贴着墙，并排站立在工棚的屋檐下。一动不动，一直就这么站着，站了很久，没有说话，双方都把目光望向远方，眼睛盯着天空早已昏暗的尽头。
当雨逐渐变小，几近停住时，我们才开始重新上路。
那天晚上我都是在王雅玲的寝室里度过的。开初，我们一起坐在她那个房间聊天。由于她和她妹妹同住一室，房间里左右靠墙各摆了一张床（有点像今天的标准间）。两张床之间紧挨着窗的地方放了一张漆成金黄色的写字台，写字台上有一个小书架（或类似小书架样子的木架子），前面有一把靠背木椅。我们聊天时，她坐在木椅上，我坐在右边她的床上，始终保持着一人宽的距离。至于聊了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记得我们聊天时窗外一阵阵吹过的风声和雨水落在地上的“滴答”声。尽管有这种风声和雨声，但我还是感觉世界静到了极致，静到了尽头。尤其是夜愈深，这种静给我的体验愈是终生难忘，可以说前所未现，后不再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