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性的精神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郑州铁路局工作。母亲是锡伯族。锡伯族历史上是个游牧民族,能征善战,其中一个分支跋涉两万里,大举迁徙伊犁河谷,为保护西北边疆立下战功。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身上也延续了这种野性的精神和对生命行走的强烈渴求。

登山,是从童年开始的。记得小学一年级,我还在北京上学。一次春游,同学们被老师带领着一起去郊区爬山。班级里组织了三个小分队,看哪个小分队先爬上去,先到的小分队就是第一名。我就在其中一个小分队负责看管旗帜,结果,我代表所在的小分队将旗第一个插到了山头上。这是我在户外活动中获得的第一个荣誉,渐渐地,我开始热爱上了登山。

少年时代,几乎每个假期都要带着弟妹回到位于辽宁山区的外婆家。从郑州到外婆家需要在两个地方转车:北京、锦州。到达辽西山区一个小站后,还需要走8 里的山路。母亲把我们交给列车员,其余的就靠自己去摸索了。

很小年纪,我就是个很好胜的孩子,即使是在外婆家。一次和山里的孩子一起偷瓜:趁瓜棚里的看瓜人睡午觉的工夫,大伙“猫”进瓜地摘香瓜。看瓜人醒来发现了我们,其他的孩子都吓跑了,可我借着瓜秧隐蔽,一动也没有动。看瓜人没有发现我,返回继续酣睡。我把圆领衫脱下扎成一个口袋,背了整整一口袋香瓜回到孩子们中间。这一次后,我就成了村里的孩子王。

学生时代,我不是一个守纪律的学生,除了数学优异外,其他功课平平,旷课、闯祸,一次爬树掏老鸹窝下不来,甚至还惊动了消防队。

初中还没有毕业,“文革”爆发了。1968 年,我应征入伍,成为空军汽车三团的驾驶兵。

6 个月的驾驶学习后,我被分配到新疆空九军汽车营,主要负责在南北疆运送军械给养。一次在南疆执行运输任务,途中宿营坐落在陡峭山脚下的三岔口兵站。我见时间尚早,就单独一个人去登山,本以为晚饭前可以返回,就没有对任何人打招呼。

天黑了,结果我困在半山腰上下不来,冷饿困冻至第二天凌晨才摸下山。我没有想到,车队彻夜寻找失踪的二班长,以为被逃犯劫持或杀害了—附近的劳改场刚刚逃跑两个重刑犯。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个人的特立独行同部队强调的组织性纪律性并不相容。戈壁风沙弥漫,冬寒夏暑,磨炼意志的边塞生活中,我为了调剂漫漫黄沙的单调,便就着大姐寄来的高中课本,熄灯号后蒙在被窝里自学数理化。这一时期,司汤达的《红与黑》、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薄伽丘的《十日谈》、但丁的《神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也纷纷进入了我的阅读范围。1973 年复员回郑州,我放弃了开车的职业,到铁路一家工厂去做锅炉大修工,因为后者有机会被选送上大学。一年后,我被选送入兰州铁路学院给排水专业。由于我并不是很喜欢所学的专业,就在课余自学英语和政治经济学。大学毕业时,已经能够阅读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的原著了。

1977 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做技术员。

那时的广东,正从昔日人们心目中的“化外之地”变成一片生机勃勃的热土。而每一次时代的变迁,也都会改变无数人的命运,区别只在于改变的早晚。我,就属于被时代的波浪最早打湿衣襟的那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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