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塔(6)

我要告诉他,把世间文物统统拔离原生的土地,运到地球的另一端收藏展览,是文物和土地的双向失落、两败俱伤。我还要告诉他,借口别人管不好家产而占为己有,是一种掠夺……

我相信,也会有一种可能,尽管概率微乎其微——我的激情和逻辑终于压倒了斯坦因,于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了下来。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当然应该送交京城。但当时,藏经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有木箱,只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员缙绅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员还把大车赶进自己的院子里精挑细选,择优盗取。盗取后又怕到京后点数不符,便把长卷撕成几个短卷来凑数搪塞。

当然,更大的麻烦是,那时的中国处处军阀混战,北京更是乱成一团。在兵丁和难民的洪流中,谁也不知道脚下的土地明天将会插上哪家的军旗。几辆装载古代经卷的车,怎么才能通过?怎样才能到达?

那么,不如叫住斯坦因,还是让他拉到伦敦的博物馆里去吧。但我当然不会这么做。我知道斯坦因看出了我的难处,因为我发现,被迫留下了车队而离去的他,正一次次回头看我。

我假装没有看见,只用眼角余光默送他和蒋孝琬慢慢远去,终于消失在黛褐色的山丘后面。然后,我再回过身来。

长长一排车队,全都停在苍茫夜色里,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该去何方?

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场。

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在黑夜里嗥叫。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八十二岁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去世。

此时是中国抗日战争进行得最艰苦的日子。中国,又一次在生死关头被世人认知,也被自己认知。

在斯坦因去世的前一天,伦敦举行“中国日”活动,博物馆里的敦煌文物又一次引起热烈关注。

在斯坦因去世的同一天,中国历史学会在重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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