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自然科学决不能受审查制度或政治正确性的限制，否则就无法进行。出资支持原子能研究的政府不能听《古兰经》或《摩诃婆罗多》或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也不能管美国有30％的选民相信世界是上帝七天之内创造的。为什么呢？因为自20世纪初以来，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对政治当权者来说就必不可少，而艺术和人文学科则不属此类。要打仗就少不了自然科学研究。说白了，希特勒通过惨痛的经验了解到，把犹太音乐家和演员赶走对他毫发无损，但赶走犹太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却是他致命的错误。
再做一点儿小小的补充。自然科学家虽然不可或缺，但在政治中并没有特别的权力。虽然当权者不敢不给他们的研究出钱，就连苏俄也不得不让他们享有比所有其他人都更多的自由，让他们做他们的事情，但是美国和苏联的原子能科学家都发现，政府对他们的意见不比对音乐指挥和画家的意见更重视。
那么，目前文化和艺术与政治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呢？至少在民主国家中，这种关系涉及的首要问题是资金，也就是说，给那些没有便宜到不需要补贴，又不能靠市场自负盈亏的活动提供资助。有些诗人只要有纸就够了，不指望靠出售作品谋生；另一方面，有的流行歌手身家上亿，自然也不需要补贴。问题在于这两类情况之间的艺术活动。在生产成本高，作品又不用于商业目的的领域，比如建造大型博物馆和美术馆，对资助的需要尤其明显。如果市场对一种昂贵的产品需求有限，如严肃话剧和歌剧，那么资助和补贴也是必需的。过去几十年正值西方世界的财富迅猛增加，于是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补贴资金来源也都随之增长，看看彩票收入即可见一斑。同时，艺术的市场收益也直线上升。普遍的繁荣也使得小型文化市场得以实现一定的发展，这类小型文化是围绕着少数人的兴趣建立起来的，比如重现历史上演奏巴洛克音乐的渴望。
另一方面，当期望超越了现实，或必须降低期望以适应现实的时候，问题的紧迫性即显现出来。柏林的三座大歌剧院就是例子。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东、西柏林竞相补贴自己的歌剧院；德国统一之前，波恩政府每年投入西柏林的文化资金是55亿马克。再看看各地古典音乐的情况。几十年来它之所以能够维持，基本上靠销售渠道的增加，但最重要的是靠技术。出现了像汽车音响和随身听这种新媒体，私人音乐录音也需要定期更换，先是慢转唱片，然后是磁带，再后是光盘。当前录制业的危机使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古典音乐现场演奏的核心听众是多么为数寥寥；据估计，全纽约的听众不超过20 000人。
那么，文化、政治和市场是如何互动的呢？至少在民主国家中，对政治决策者来说，文化在国内事务中说实话不那么重要，对比一下美国联邦政府在艺术和人文学科上花的钱和在科学上花的钱就能看得清清楚楚。然而，在国际上，文化可以是非常严肃的事情，特别是当它代表着民族或国家的时候。所以，围绕着埃尔金大理石雕的归还问题才发生激烈的交锋，对向国外出售国宝级的档案或艺术品也出现强烈的反对。开头时我举的法国的例子说明，传播文化的媒体可能最容易引发政治上的激烈反应，特别是使用语言和文字的媒体。向公民传输艺术知识的教育机构也是如此。在这些方面，当涉及艺术的时候，政治考量最有可能与市场力量发生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