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电影《英国病人》演到主人公读希罗多德的著作，马上就有大批以前对这位古希腊历史学家最多只知其名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去买他的书来读。
文字作品的普及必然导致新老本土文学的兴起并由此造成文学的发散，而这又会带来翻译的黄金时期，19世纪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如果没有翻译，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还有那些伟大的俄国作家的作品怎么能成为各国资产阶级文化的共同财产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情况仍然如此。约翰·拉加雷成为全世界的畅销书作家是因为他的作品经常被翻译成30到50种文字。不过，今天的情形在两个方面与过去有着根本的不同。
第一，我们知道，一段时间以来，文字一直在形象面前节节败退，书写印刷的文字也难与屏幕上的口语竞争。现在，连环漫画和文字极少的图画书的读者绝不仅限于刚会拼写的初学者。比这意义大得多的是纸质新闻在播报新闻和图画新闻面前的退却。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报纸一直是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中的主要媒体，但到了21世纪，它却失去了龙头老大的地位。
第二，今天的全球经济和全球文化需要一种全球性的语言来补充地方语言，不仅为人数上可以忽略不计的精英阶层服务，而且也为人数更多的其他阶层所用。今天的英语就是这个全球性语言，很可能在整个21世纪会继续如此。已经有了一大批用英文写成的国际专业文献。这种新的英语—世界语与英国文学的语言没有丝毫关系，正如中世纪教会用的拉丁文同维吉尔和西塞罗的语言风马牛不相及一样。
不过这都阻挡不了文学数量的增加，这里的文学指所有的印刷文字，不只是纯文学。事实上，我几乎可以断言，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悲观预测，但印刷的书籍作为文学传统的主要载体将不太费力地屹立不倒，只除了几个例外，比如互联网上点击率最高的大部头参考书、辞典、字典，等等。首先，最好用、最实用的莫过于16世纪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Aldus Manutius）在威尼斯发明的小型、便携、字体清晰的袖珍书。阅读这类书籍比读电脑打印件容易得多，也方便得多，而打印出来的材料又比不断闪烁的电脑屏幕易读不知多少倍。只要读一个小时打印出来的材料，再在电脑屏幕上把同样的材料读一遍，就能知道其中的分别。就连电子书的长处也不在于清晰易读，而在于存储量大，不用翻页。
其次，印刷的纸张至今仍然比技术更为先进的载体更持久。《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第一版今天仍清晰可辨，但电脑里储存了30年的材料却未必如此，或是因为它们像复印件和胶片一样，寿命有限，或是因为技术迅速更新换代，最新的电脑无法读出过去的电脑存储程式。电脑的胜利大进军消灭不了书籍，正如电影、收音机、电视，以及其他的技术革新也没能做到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