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创新是一种赌注很高的游戏。某种一鸣惊人的新药一年就可以为投资者挣回10亿美元甚至更多，但这样的回报来之不易。该产业的有关研究显示，只有3/10的新药可以收回投资成本，一种新药的上市估计要花费2亿~5亿美元。（这些数据仅仅是推测，因为制药公司不会透露每一种新药的研发成本。）全行业的数据显示，1999年用于研发的总费用超过了销售额的20%。
应该说，这样高的风险投资所得到的回报也是很大的。在1999年《财富》杂志的全球500强企业里，制药产业的收益率轻松地排在第一位。它的销售利润率达到了18%，遥遥领先于排在第二位的行业（多元化金融服务公司，其销售利润率为11%），其他行业的销售利润率依次递减，直到零。以上所报告的利润率可能夸大了制药行业的实际利润，这是由于会计记账方式造成的（研究成本被当作当期费用，而实际上它更应该被视为投资）。但即使修正了这一误差，稍有降低的回报率依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制药行业的利润还是相当丰厚的。
然而，这些公司自身并不是全球药品市场失败的主要根源，它们不过是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已。我们应该把这当作给定的条件，进一步探讨市场设计的深层话题。
为了收回那些代价高昂、不确定性强的研究项目的成本，任何成功开发的药品在定价的时候都必须远远超过其制造成本。这正是专利法要做的事情，它的目的是保证发明人的垄断权利。全球药品市场的运转也恰恰是按照这样的设计进行的。对于那些不满足于现状的人们来说，他们需要面对的条件，就是设计出一套可以替代的系统，并取得更好的结果。
全球药品市场缺陷的根源并不是制药公司的定价政策，而是许多国家的贫困。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在一次艾滋病国际会议上指出，极度的贫困——而不是疾病——是非洲大陆的头号杀手。如果我们降低对付艾滋病的抗反转录病毒药品的价格，将会有更多的非洲人用得起它，但大多数人仍然用不起。因为即使售价很低，需要购买的全部药品的庞大数量也足以使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医疗预算破产。即使按照原来定价的一折出售，一年的抗反转录病毒药品费用也超过了许多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另外，如果在抗艾滋病药物上的花费太多，还会挤占其他许多迫切的需求，例如治疗肺结核和肺炎的药物等。同时，单纯地购买抗艾滋病药物还不能解决问题。抗反转录病毒药品的使用过程是十分复杂的，为了充分实现其疗效，患者需要得到医生的持续指导，这样的医疗服务水平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如果没有基础医疗服务的改善，即使有了药品，它的疗效也将十分有限。所以，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消除贫困。
越富裕的国家将是越健康的国家，居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之间有着很强的统计相关性。随着经济的增长，才会有对抗疫病所需要的资源。社会的变革可以带来更好的预防措施，比如说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些都是抗艾滋病防治计划所必需的部分，而这样的改进也都依赖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对于艾滋病和其他各种热带病的治疗而言，经济增长才是唯一可靠的药方。当然，经济增长是不容易实现的，而且它毕竟是远期的事情，也许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显出成效，对于眼下的患者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希望。我们还急需找到应变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