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现代田野考古起自史前遗址的发掘，但其理论和许多实践成形于和青铜时代相关的两个事件：始于公元11世纪的近古古器物学，以及“二战”前河南安阳的考古发掘。在北宋（公元960—1127年），学者们开始研究刻有铭文的青铜礼器，以此补充修正对儒家经典和历史的解读。通过查阅古代文献，学者们建立了命名这些器皿及其纹饰的语汇，沿用至今。学者和皇帝们还开始对铜器进行收集、分类，这预示了现代的方式。这些活动有助于扩展对“三代”（夏、商、周）的认识。当时已获知许多礼器发现于河南北部称为殷墟的地方，商代最后一个都城的故址。
安阳的科学发掘事实上始于这种热忱的遗续。出自安阳附近村落的甲骨文（见后文“占卜：与祖先沟通”）的发现引发了15期大规模的考古发掘（1928—1937）。进行过程中，考古学者认识到他们发掘了宫殿、墓葬、礼器和商王的卜辞。不断积累的理解构建出我们现在称为晚商文化的多元图景，对中国考古的先驱者而言，他们的工作在各方面都与历史研究相连。
今天，多数中国考古学者认为“历史”始于约公元前2000年或更早。在本章中，我们在所知中国上古史背景（在中国北方和邻域使用政治力量的一系列王朝）下考察广泛的考古材料，但笔者认为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多数时间（直至约公元前1200年）实际上处于前历史（protohistoric）阶段，是信史的前奏，但其本身还不属于信史。我们尤其对三代之首的夏代（约公元前2000—前1600年？）的历史真实性（historicity）保持审慎态度，尽管今天多数中国考古学者不仅认为其存在，而且相信他们在二里头（河南）遗址找到了其考古遗存。
2.1 早期国家和社会
无论查阅考古记录还是历史文献，都可发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社会格局经历了巨大变化。人口增长仅是变化的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社会复杂化的加深导致了这些结果。类似半坡和姜寨（见前图1-2）前身的小村落仍然大量存在，但更大、居住更密集的聚落也首次出现。除了这些聚居地（甲骨文里称为邑），在阶层化的社会秩序要求下，少数领域宽广的主要居住地承担了一系列新的功用，成为首领或国王的统治中心。一些首领和国王见诸于文献记载：可能存在的夏，较确切的商周。晚商（约公元前1200—前1050年）以前那些强有力的人物在多大程度上可恰当地被称为“王”仍待商榷，但毫无疑问前历史阶段最初的真正国家出现于中国北部。到晚商时期，势力范围接壤的商和周的国王彼此保持着时而友善时而敌对的关系。
城邑
即便特定遗址的确认可以商榷，广泛分布的社会变化的遗存还是可从发掘中辨识。事实上，这段时期内“邑”的遗址尚无报告，但存在许多近似者，墓地通常提示邻近的居住区域尚未发掘。保存最完好的居住地之一是河北省藁城县的台西遗址，位于台地上的遗址占地至少2000平方米，比周围地形高出数米。台地内有约14座房屋的墙基和地面，其中12座属于同一时期。多数房屋建于水平面上，厚厚的夯土墙分隔出一或两间屋子。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晒干的土坯痕迹，很可能以木框架支撑泥巴或茅草屋顶。房屋或按南北向排列，或形成一定角度，许多屋子共用一堵墙，有几间垂直相接。有些屋子缺少一面墙，因而用作开放的棚子，可能是制陶、骨器，甚或该遗址发现的漆器的作坊。另外，还发现了两口深井。商代甲骨文中经常提到商王命令建邑，像台西这样的遗址表明此类居住地的可能状况。台西尚未发现围墙或壕沟的痕迹，但房屋以东发掘出100多座墓葬，其中18座出土了青铜器和兵器，因而可能代表当地的贵族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