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国家领导人的变更方式，曾经有迄今令人羡艳的制度，那就是“禅让”制。夏朝时，禹的儿子启废除传统的“禅让”制，杀死候补继承人，自己称王。从此，禅让制变成世袭制。商朝的世袭制也与后来有所不同：一般兄终弟及，偶尔父死子继。周在这之前，没确立嫡长制。
更重要是武王在临终的时候，明确表示愿意把王位传给周公，还说这事不须占卜，可以就此决定。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王位。但周公毅然挑起了治国的重担，通俗些说：王之位由诵坐，王之活由周公干。
说起来当然不公！法国作家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莫扎特改编为歌剧三部曲之一，曾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剧中费加罗对他的贵族主人抱怨说：因为你是一个了不起的贵族，所以你就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天才。事实上，你除了花过一点力气出生以外，什么都没有做。
事实上，包括许多世袭皇帝在内的“官二代”、“官三代”们也是如此！他们花过出生那点力气就足够，别说十来岁，即使尚在襁褓，皇帝照当不误。而周公们就糟了，拼死拼命累死了也当不上王。稍可籍慰人心的是，历史老人会对人死后的命运作出重新安排。经过2000多年时光的涤荡，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人的名字差不多只是留在史家的心目中，而周公之名却仍然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周公的历史贡献太大了，他有的成果迄今还让不少中华文化圈里的后人们受益。
周公的贡献主要是“制礼作乐”。
儒家的“礼”是行事准则，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是外在的表现。关于礼的重要意义，孔子在答鲁哀公问时说得很清楚：没有礼，就不能正正当当祭拜天地神明，不能分别谁是君长谁是臣下等贵贱长幼的辈分，不能区别男女父子兄弟的亲情及社会人际关系。因此，君子必须把礼看得十分重要。这让我我想起美国诺曼·梅勒的小说《裸者与死者》。在这部小说中，少将师长爱德华·卡明斯告诫少尉副官罗伯特候恩说：“军队要治理得好，像梯子那样一级畏惧一级必不可少；一定要把军队里的每一个人都纳入这样一把梯子。”周公那个时代非常需要这样一把梯子。有了这样一把梯子，就再不必担心子犯父、诸侯大臣犯君了！天子处于梯子最高级，诸侯大臣处于二三级，奴隶处于最下级，全社会“每一个人都纳入这样一把梯子”，且将这等级用青铜铸就，显然有利于社会稳定。历代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愿意拜伏在孔子泥塑像下，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周公如果仅仅只是想到“礼”，那智商就比我高不了多少。他比那个时代所有政治家都更高一筹的是，还想到“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