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的初中适龄学生极少数跟随父母在外地上学。父母给钱，在校吃住；还有一些住在老师办的学习班里。县城和镇上有许多这样的学习班，家长每学期交一千多块钱。除了上课在学校外，孩子们吃住在老师家里或租的房子里。老师既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辅导学生的学习。但是，这样的学习班效果并不好，我的外甥曾经住过这样的学习班，拿起课本问他问题，他全以“不知道”回答。当问起哪家的孩子学习不错时，老人都是一声长叹。女孩子还算好些，男孩子个个上网、打游戏、逃学，成绩从来都没有拿回来让家长看过。一般上到初二、初三，在暑假到父母那里玩，就不回来了。
有三十几个小学生在镇上小学读书，没有寄宿，也没有食堂，中午短短两个小时，还得家长接送回村吃饭。如果你在早晨6点多钟、正午12点或下午四五点路过梁庄村，你会发现一道非常奇怪的风景，一群老太太、老头儿骑着三轮车，急匆匆，但却小心翼翼地往镇上小学赶。他们是去接送小孩。
更让人担忧的是，“读书无用论”越来越被人们认同。在我的少年时代，常常是因为贫穷无法上学，没有家长不愿孩子上学的；而现在，则是家长看不到孩子上学的希望，在焦虑一阵之后，通常对孩子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也失去了教学的动力。我一个教初中的表嫂，当年以教学有方而闻名全镇，家长千方百计地把孩子送到她的班里。现在，她整天沉浸于打麻将中。她说，只有极少孩子真正想上学的，逃学、旷课，都是家常便饭。老师也没有心思教学。很多家长也只是把学校当作临时托管所，孩子在学校待着，不到社会上惹事就行，等大一点儿，就出去打工了。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民的功利、孩子的无知、教师师德的下降。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失望与厌学的情绪，它自然地会影响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我从来不知道梁庄小学有那样一个石碑，更不知道学校当初兴建时的盛况。重又回到学校，我让兴哥找找石碑在哪里。兴哥当即就说他知道。在猪槽的下面，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头，就是石碑。我们把上面的猪槽搬开，用刷子刷了好长时间，上面的字才显现出来，一排竖体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下面的落款是“教办室、梁庄村全体村民，一九八一年秋”。想象着当年全村人在一块儿盖房的场景，人们都在说什么，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怎样的骄傲、对未来怎样的希望，对孩子怎样的期望，垒起那一砖一瓦？今天，这样集体的动力，这样一致的心态，还存在吗？
曾经有一段时间，有邻村的人突发奇想，想租梁庄小学的地方办养猪场，没想到村支书也同意了。支书的意思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创点儿收。于是，那人在学校院子里盖了几排猪圈，把一二层的空教室也作为猪圈。每天拉猪、放猪，来往的喧闹人声、猪的哼哼声、杀猪的嚎叫、赶猪的呵斥声，乱成一片。一时间，梁庄小学变得非常热闹。有好事者把学校大门口的标语“梁庄小学，教书育人”中的“小学”抹掉，改为“猪场”。于是，梁庄小学大门口的标语变为“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黄昏中的梁庄，是如此寂静。回首那已在薄暮中的学校，望着那八个朱红的大字，我有些走神、发呆。什么时候，“小学”沦为了“猪场”，育人变成了“养猪”？如果一所小学的消失是一种必然，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重新把这已经涣散的村庄精神再凝聚起来？能够重新找回那激动人心的对教育、文化的崇高感与求知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