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某些心理倾向对经济活动兼具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看，内在的竞争倾向结合自利和自尊的作用，再根据价值观的判断，能使资源得到对整个社会最有价值的利用。影响产品和服务发展趋势的从众行为，可以使人们迅速改进生活品质。从众倾向还可以促进规模化生产，降低许多产品和服务（也包括模仿式投资）的单位成本，这些都有助于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从消极方面来看，上文已经提到，走向极端的竞争可能演变为丑剧甚至暴力事件。
理性
大多数人对于日常经济事件的反应都属于直觉或者“快思考”类型。所谓条件反射式的决策来源于我们的头脑在新环境中探测到了熟悉的模式。从瞬间的分析片段中得到的结论对我们来说是直觉，而没有探求其根源。如果有时间进行认真评估，我们经常会修正自己不成熟的初始反应，有时甚至完全推翻。
随着人们在某个领域的经验的积累，对于该领域的直觉会变得越来越敏感。我这样说是有所保留的。根据我对自己的反省以及与若干熟人的沟通，我得到的结论是，我们并不清楚自己的意识“黑匣子”或者大脑额叶是如何工作的，我们只是将信息输入头脑，稍加等候，随即得出顿悟般的结果。有人曾问20世纪的智慧代表爱因斯坦其不凡创见源自何处，他是这样回答的：“一个新想法突然就出现了，以非常直觉化的方式。然而直觉不过是以前的学术思考的自然结果。”16重大的创新直觉只发生在那些思想数据库充盈的人身上，这一点毫不奇怪。
大多数人对经济事件的反应最终都是大致理性的，动物精神会受到理性思考的严格管束。即使是处于最极端的狂热与恐惧状态的市场，也不可能预测说全球股票市场会在一夜之间有两三倍的涨幅，或者说小麦价格将跌至每蒲式耳5美分。
然而动物精神并不容易进行理性或非理性的分类。这些心理倾向是在自由选择的世界中发生的，而非由内在反应主导的宿命论的世界。相对于动物精神并不存在、人们的经济行为完全理性的假设而言，人类在现实中的所有行为都至少会受到动物精神的部分影响，其实际效果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看并不够完美。古典经济学的一项基本见解是，当市场参与者追求自身的长远利益时，财富和生活水平能够实现最大化。那么据此定义，任何不能达到该标准的结果都不是最优结果。如果在受到动物精神显著影响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在15年时间里小时产出率的最高增幅能达到3%（参见第八章），那么在不受动物精神影响时，理论上的增长率必然还会高得多。即使这个差距只有每年0.5%，在50年的时间跨度之后，累积的产出水平也会相差25%以上。显然，以动物精神取代基于长期理性利益的模型假说，其结果并非无关痛痒。弄清楚人类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能够做到什么，至少可以让我们了解经济发展的可能上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