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我因此结识了安妮特——那个蓬蓬头女孩。“橡胶事件”过后，她用手肘轻轻碰了碰我。我看看她，又看看她的笔记本，上面写着“黑鬼先生”，画着博加特先生的简笔画，一个大洞代表他总发出咆哮的嘴。我那时还不知道“黑鬼”一词指什么，但我明白她的用意，非常高兴。安妮特在课堂上很少举手，尽管她通常都知道答案。我猜这是因为她不喜欢博加特先生。每当博加特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她就会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出答案，然后拿给我看。我的阅读能力比口语要好很多，因此对我来说这是理想的沟通方式。安妮特让学校重新变成了我可以忍受的地方。尽管要面对博加特先生，我还是期待上学，一方面因为可以见到安妮特，另一方面因为有暖气。每当学校里舒适的热气将我包围，我的耳朵、手掌和脚底板就会感觉到针扎般的微微刺痛，之后才慢慢恢复了知觉。安妮特告诉我，她正在进行牙齿矫正。见我一副茫然不解的样子，她写了下来，又像马一样张开嘴给我看。她戴着矫正器的牙齿看起来参差不齐。我从没见过戴牙套的人。在我的家乡，即使牙齿长得不好，我们也不会去管它。安妮特有个蓝色的双肩包，拉链上挂着小熊和小松鼠。我们有课间餐时间，我却从没带过任何吃的，因为妈妈对课间餐没有概念。而安妮特总是从她的背包里掏出各种诱人的零食：涂着花生酱和果酱的饼干、小块儿的橙色车达奶酪、鸡蛋沙拉或金枪鱼沙拉配蛋黄酱、芹菜条配奶油干酪。见到我惊奇的模样以及与她分享时开心的样子，她自己也特别高兴。
我暗中还对安妮特的肤色非常感兴趣。她的皮肤与我想象中的白人的皮肤不同，不是那种跟白纸一样的不透明的白，而是透明的，能够看到红色的血管。她就像我很小的时候在香港市场里见到的那种得了白化病的青蛙一样。有一次，她掀起毛衣，给我看她圆滚滚的肚子。我惊得跳了起来。我的肚子是光滑的、黄褐色的，她的却不同，上面长着小疙瘩，还被她的腰带勒出红色的印子。透过她的皮肤，我可以看到蓝色的毛细血管。我猜她的皮肤肯定特别薄，特别容易受伤。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在香港，我只见过患了白内障的盲人有这种颜色的眼睛。透过她的双眼，我仿佛可以看见她的大脑。我的双眼能见到的东西，她用这么浅的颜色的眼睛也能看到，这让我觉得很新奇。
她说我的头发虽然短，但是很好看，那乌黑的颜色有时看起来发蓝。她说我应该把头发留长一些，留成齐肩内扣的发型。有好几年，我都决心把头发留成齐肩内扣型的，其实我当时都不知道齐肩内扣是什么意思，但我相信听安妮特的绝对不会错。我不是美国人这点让安妮特觉得特别酷。她想学中文，尤其是粗话。
“傻瓜。”我用中文教她。
“她是个‘但挂’。”她边说边咯咯笑着，语音语调差得太远，我简直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别的中国人也不会听明白。这倒是件好事。安妮特在说我们班上一个她不喜欢的女生，她说那个女孩是个“包打听”。她把“包打听”一词写给我看，可我却不明白，难道什么都知道不好吗？
跟我一样，安妮特也没有其他朋友，这主要是因为班里一共只有三个白人小孩，另外两个是男孩，干什么都形影不离。其他学生几乎全是黑人。白人小孩和黑人小孩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其实当时可能也有几个西班牙裔孩子，但那时我觉得他们不过是头发更直的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