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外星人的接触是一种可怕的经历。“一天晚上我半夜醒来，不能动，”其中一位受访者说，“我被恐惧包围着，觉得有人进了我的房间。我想大喊，但是我发不出声音来。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一小会儿，但那足以恐惧得让我无法入睡。”人们想要探究所发生事情的意义，希望为其他正在出现的问题寻找解释，这是可以理解的。“自从记忆恢复以来，我一直很消沉，”一位参与了克莱希的研究的人说，“我一定存在什么严重的问题，我很想知道那个问题是什么。”其他人则报告，性功能障碍、与体重的战斗、奇怪的经历或症状会困扰着他们：“我想知道为什么醒来的时候睡衣在地板上”，“我竟然流了这么多的鼻血，而我是从不流鼻血的”，“我想知道自己背上的这些硬币形状的伤疤从何而来”29。
为什么这些人选择被外星人绑架作为对这些症状的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考虑其他更合理的解释，例如“因为半夜很热所以把睡衣脱了”或者“我太胖了，需要做更多的运动”或者“到了夫妻行房的时间了”？考虑到对睡眠问题、抑郁、性功能障碍和日常身体症状的所有可能解释，克莱希想搞清楚，为什么有人会选择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被外星人绑架呢？除非真的发生了，不然人们怎能记住我们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呢？问题的答案部分存在于美国文化之中，部分来自于“体验者”（这是那些相信自己遭到绑架的人对自己的称呼）的个性需要。
体验者逐渐相信被外星人绑架是对他们症状的合理解释，他们首先是听到或读到有关的故事，再加上其他相信自己曾被外星人绑架的人的证明。当一个故事重复的次数足够多，人们对它是如此熟悉，以至于减少了对它的怀疑；哪怕是让人们相信“自己在幼小的时候亲眼见过某种魔法”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也不例外。30当然，被外星人绑架的故事在美国很流行，在书刊上、电影上、电视上、谈话节目中随处可见。故事与体验者的需要相吻合。克莱希发现，大多数美国人是在传统宗教观念下成长起来的，但他们却拒绝传统宗教观念，他们用新时代所强调的价值导向和新式的康复训练取而代之。他们更倾向于幻想和暗示，他们有更多混乱的麻烦，很容易将所想到的或所经历过的，与所读到的故事或者从电视上所看到的画面（例如舍默是20世纪60年代在电视上看到外星人）相混淆。或许最为重要的是：被外星人绑架的解释，与体验者可怕的醒梦的情感强度和戏剧效果相吻合。克莱希说，这种解释对他们来说更真实，而传统的“睡眠瘫痪”说法却不能带来这种感觉。
当体验者对被外星人绑架的解释和他们的症状相吻合时，他们就会感到特别兴奋，就像维尔柯米尔斯基发现大屠杀幸存者的解释和他自己所面对的困境相吻合一样。绑架的故事可以帮助体验者解释自己内心的悲痛，而且还可以让他们避免为自己的错误、遗憾和问题负责。“我不能被别人碰，”一位女士告诉克莱希，“即便是我的丈夫也不例外，他是一个善良、有教养的人。想象一下，一个45岁的人竟然还不知道什么样的性生活是美好的！现在我搞清楚了，这与那些家伙对我所做的事情有关。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成了他们的性实验品。” 克莱希的每一位访谈对象，都会告诉她一些自己在经历了一些事情后所感受到的变化，他们的生活有了改善，他们中大多数人生活得更有意义。比如，威尔·安德鲁斯说：“我准备放弃。我不知道错在哪里，但我知道失去了一些东西。现在，情况不同了。我感觉很好。我知道外面有很多事情，比我们的事情更大、更重要，由于某种原因他们让我知道了他们的存在。我与他们有着联系……这些生物是在向我们学习，我们也在学习他们，最终一个新的世界会诞生。我将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要么是我本人要么是通过那对双胞胎。” 威尔的妻子（在地球上的那个妻子）得知威尔在虚构的故事中有了外星人后代后十分伤心，她告诉克莱希其中另有原因。“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孩子，或许事情不至于到这种地步。”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