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腐败不是由改革催生的，在改革之前中国就存在腐败，但规模小且具有离散性。改革只是为官员以权谋私创造了新条件，从而加剧了腐败态势。随着改革逐步展开，腐败方式也在不断演变。改革初期，官员主要利用价格双轨制以及物资紧缺套利，因为计划内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很大的差价。
到20 世纪90 年代初，由于中国的商品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中国社会开始出现物资过剩的情况，致使物资稀缺的状况逐渐好转，官员通过投机倒把谋求私利的行为也逐渐减少了。但1992 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之后，改革不断深化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腐败机会。更重要的是，由于土地、房产、工厂等大量珍贵的国有资产被转移到了个人或企业名下，市场改革便加剧了腐败态势，导致了一些高级别、高风险的腐败案件的发生。因为国有资产的名义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很多官员纷纷攫取改革红利，结果进一步加剧了腐败态势。因此，改革加剧了腐败，导致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恶化。
如果改革的深化是腐败态势加剧背后的罪魁祸首，为什么腐败没有挫败改革者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率的主观意志？为什么日益加剧的腐败没有颠覆改革进程并降低经济增长率？答案有两个方面。第一，在改革初期，就广度与深度而言，腐败只是有限的腐败，改革者不必在采取经济改革措施、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劳心费力地应对根深蒂固的腐败。而在我们此前讨论过的其他大多数国家中，经济开始腾飞之前就已经存在高级别、高风险的腐败，以至于腐败直接扼杀了政府为促进经济迅速增长做出的努力。因为中国改革初期的腐败算不上严重，所以当中国政府采取经济刺激措施时，中国经济显然具有在腐败态势严重恶化之前实现高速增长的可能性。
第二，中国的腐败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催生的一系列经济矛盾。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原有的腐败行为逐步丧失了动力与机会，但也为新形式的腐败创造了条件。
因此，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不同形式的腐败呈现出了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并没有立即着手全面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相反，他们只是希望先取消集体农业，然后激励工业企业提高生产率，从而为毛泽东时代的病态经济注入一丝活力。他们注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他们拒绝国有经济的私有化，并着力促进集体经济的增长。所谓集体经济，就是生产资料归部分劳动者共同所有的一种公有制经济，与国有经济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其运行过程是独立于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为了保留计划经济，他们拒绝了经济全面私有化，而是采取了价格双轨制。在这个制度下，商品的价格是根据商品是不是在计划内来制定的，如果这些商品的使用属于计划内，则其商品价格是由国家规定的且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如果这些商品的使用属于计划外，则其价格往往较高，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场决定，但计划外商品在定价过程中仍然受到政府的调控。
